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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
党的领导人。②
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
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
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
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
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
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
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
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策的精
髓。③
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
也没有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
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
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
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
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
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
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
闭幕词是另一篇仅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
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
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
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和“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来受到中国
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中，
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
但左倾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
委员中，有1/3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
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
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
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
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
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
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赏识；华的共
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
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
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
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
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
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
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经历虽
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击的
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
走运；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足够
的资历而被调到北京；当王洪文使毛失望时，他由于有足够的能力
和比较左倾而为毛泽东所接受。没有人能指责华运气好。但是，当
中央还有比他资历更深和更高明的人可用时，难道是他的经历使他
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领导毛和周之后的中国吗？在许多中国人眼里
可能并不这样看，因而华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实际能力。在1978年2
—3月举行的新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
总理把他宏伟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公诸于众，这个规划周
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预示
过。这个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7
为2370万吨），石油产量达到3。5亿吨（1977年为9360万吨）。
华国锋要求在剩下的8年时间里，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4个大的
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相当于前28年的基建投资总和。这个规划没
有考虑到60年代的教训和70年代的经济损失。①如同本卷第6章中
所说，这个规划未经深思熟虑，缺乏精确的资料。想象中赖以扩大
生产的油田原只是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华的“大跃进”规划严重依
赖机械进口，外汇开支庞大。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
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经
济灾难。这也会被人用来反对他。
三中全会
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和“凡是派”的方式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权力的神秘性质。在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中，华是至高无上的领导
人，而邓不是。“凡是派”当权，而邓的拥护者们并不掌权。然而，
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办法似乎是通
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
（应为特约评论员文章——译者），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
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
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
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
新掌权的希望。②这篇文章也许是胡福明自己想写的，但刊登出来的
文章却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的意见为基础进行
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①这篇文章抨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基础，而无论是林彪、江青还是华国锋表述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
础都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无论环境怎样
改变，也不应该篡改。
令华和汪东兴烦恼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和
《解放军报》上，成为点燃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辩论的火花。②6月，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自己也参加了辩论，当时他再
次声称需要“实事求是”。③邓机敏地运用毛著作中的引文，证明这
个原则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恰恰相反，它要恢复主席本人最优秀的
传统和实践。④邓并以夸张的词藻得出结论：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
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
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法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
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⑤
在这个阶段，这场斗争远非赢定了的。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
议初期，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发表过讲话，但两人都没有赞扬邓的真
理旗帜。①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拥护邓的文章，《人民日报》
马上转载。这篇文章是在罗瑞卿的指导下准备的。②在文化大革命前
夕，罗瑞卿被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