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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 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及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 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的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
3。黑白颠倒的文史学界现状
建国后的史学界由于认识不足和为迎合苏联人的社会学说，不惜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批判从未成为主流意识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 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表现得越来越恶劣。中国历史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文艺界普遍隐瞒、扭曲、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他们隐瞒和无视明朝中国文明的先进特别是政府支持和组织科技研究、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高度发展、文官和商人阶层对封建皇权的巨大约束和阻碍作用；隐瞒和无视游牧民族以掠夺文明发达民族作为生活来源的性质，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以及夺权后进行残酷镇压、奴役和剥削的事实，而是将这些粉饰成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功绩；隐瞒和无视入侵的统治者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禁毁和篡改，对全民实行的残酷的文字狱，和由于文化杀戮造成的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野蛮打击和破坏；将对历史上游牧民族侵略中国文明的行为的赞赏和对各民族同胞遭受屠杀掠夺痛苦的麻木不仁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歌颂满清、蒙元落后政权的言论、书籍和影视剧层出不穷，为对中国各族人民犯下种族灭绝、疯狂掠夺的累累罪行的凶手“成吉思汗”、努儿哈赤、多尔衮，和破坏阻挠华夏文明发展的康熙、乾隆等人歌功颂德；陶醉于元朝帝国横跨亚欧大陆超级庞大的疆土，欣欣然于“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脆弱和虚假的“强大”，使我们的民族不免有“阿Q精神胜利法”嫌疑；而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尊严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及众多抗日英雄等不再受到应有的尊敬，教育部颁发的教材参考说甚至明文规定，不能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美国人拍摄的颠倒黑白、公然让女抗日民族英雄“心甘情愿”地被汉奸蹂躏的《色，戒》在中国大肆上演并被广泛叫好……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代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经过无数“辫子戏”的讴歌美化后，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曾经的国家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漂白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
某辫子剧中，康熙为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官僚阶层代表人物姚启圣之口进行颂扬：“……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沿海迁界这种血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