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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这个被表扬的江西巡抚海成，则又成了阶下囚，原因是：有人告发江西人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诋毁《康熙字典》，“狂妄悖逆”。海成审查后，认为“狂妄”或许有之，但说成“悖逆”，有点太过，因为王锡侯的《字贯》中只是指出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之处，而这些错误也确实存在。其实，《康熙字典》不过是以明代的《字典》为基礎，装饰加工之作，其中的错误当然也不少。因此，海成建议革去王锡候举人之职，其他不予追究。乾隆得知后，“龙颜大怒”，他抓住《字贯》凡例中不避庙讳这一点死死不放，说是“大逆不法”，硬是下令将王锡候斩首示众，子、孙七人斩监侯，妻、媳等充入功臣家中为奴。好端端一个举人之家，就为了指出《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处，就被暴君杀的杀，关的关，为奴的为奴，弄得个烟消云散，家破人亡。海成也被处以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后来未杀），乾隆责他“居然说它（指《字贯》）没有悖逆之词，真是天良泯灭，毫无尊君敬上之礼也！”其他一些相关的官员，如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到革职处分。
经过这一次镇压行动之后，乾隆把搜书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以后，乾隆每年都要催逼搜缴禁书。搜查期间，全国共搜缴了多少禁书，并无一个精确的记录。但据浙江巡抚报告，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仅浙江一地所搜缴到的禁书就有568种，15866部。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人血。
乾隆又是如何处理那些搜缴到的禁书的呢？他可还是用的老办法，那就是：烧！禁书烧书，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独裁者的看家本领，护身法宝。康熙至雍正两代，全国著名的文字狱有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在这些案件中所搜缴到的禁书，都被康熙和雍正烧毁了。大清朝后继有人，乾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掀起的全国性的焚书狂飙，其规模之大，其声势之盛，可谓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代。乾隆三十九年，他给各省督抚下达旨意：“凡能搜缴到的书籍，一律送到指定地点。凡书中有违禁之字或文，一律查出书名登记上报。凡有违禁之字或文的书籍，一律就地焚毁。若能切实做到以上三点者，才算办事有方。”同时，他又要求“办理四库全书处”把所有缴到的书籍仔细检查，凡有问题的书，“一律撤出焚毁”。大有不消灭天下所有他心目中的禁书决不罢休之态。
乾隆心目中要烧毁的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明末汉人的著作。因为当时正是明、清互为敌国之时，汉人著作中多有反清之语，特别是那些坚决反清的民族英雄如夏完淳、史可法等人的著作，他们本人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尚在民间流传。第二种，是乾隆当代人的著作，也就是那些不合作、不驯顺、不肯作忠实奴才的文人们的著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乾隆下决心要消灭上述两种人的文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统一了，再加上武力上的保障，他的天下才会太平，汉人及其他各民族就会心甘情愿地作他的奴才，而他的大清王朝也就可以永保无虞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了。
乾隆禁书、烧书的办法也日益聪敏，原来只是进行检查一法，后来又提倡检举一法，凡能检举揭发别人私藏禁书者，会给予“奖励”。原来指示凡禁书可就地焚毁，后来又下令禁书必须解送京城统一焚毁（可能是乾隆不放心，所以要亲眼目睹才放心）。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向闽浙总督陈辉祖检取监生卓天柱家有禁书。陈辉祖派人前往搜查，结果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收藏所谓“悖逆”诗文一案。事实上，卓天柱所收藏的只是他祖父卓长龄的诗文。所谓“悖逆”，也就是在文中有“发短何堪簪”、“彼都人士，痛绝禾黍”这类句子，另外就是在抄录皇上的诗时没有出格缮写，并用红笔圈点。乾隆居然勃然大怒，他说：“卓长龄等人乃本朝人，吃本朝饭，喝本朝水，乃敢大出狂言，讥刺本朝？此本人虽已死去，逃脱杀头之罪，但其孙耄ы檬椋砸材淹哑渥铮τ柩暇俊！敝髯右痪⒒埃旅娴呐琶堑比桓缋撬苹⒘恕�
地方官员的搜查各种藏书是禁书运动的第一个层次，把搜缴到的书送到京城以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这是第二个层次。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以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而且鼔励大家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这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收书和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的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如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有个姓蔡的地主，因与同县人徐家发生土地纠纷，便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词》内容悖逆，所举例证，就是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诗句。本来该句只是叙述自己第二天早晨将去京城之事，却被告发者曲解成“反清复明”之意，此案由刘墉（即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刘罗锅，但历史上的刘墉与电视剧中表演的刘墉是两码事，不能等同）上报朝廷，乾隆一看到“明朝”和“清都”两词，勃然大怒，也不调查审讯，就下结论道：“这乃非常悖逆之语！”。由于徐述夔已故，竟下令将其儿子和学生处以斩首示众，将其他家属仆人等都没入官府为奴。这明明是一椿冤案，但专制帝王杀人如草，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家破人亡。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许多当时兴师动众、震惊全国的文字案子，其实都是冤案。由于冤案不断发生，又有不少家庭在这些冤案中家破人亡，结果造成了读书人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形成了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但这正是乾隆所期望的结果。这样一来，读书人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个个都成为谨小慎微、附首贴耳的奴才了。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尽数解京焚毁，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另有各地方戏曲，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也要留心察查，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乾隆都注意到了，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以下数字：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这样的编书，其居心何在，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