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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蜗碌�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康熙廿三（1684）年，海禁结束，海外贸易开始，次年随即停止澳门的陆路贸易（1679～1684）年，而东南沿海各省的商船再度遍及日本、东、西洋等处，海上贸易盛况空前；于是“商船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东南沿海“积贫之民”，乘机相率搭贩洋商船出国，各种商船多载人民往国外，又开始清代商民持续出国浪潮。清廷对于出洋贸易的船只仍存有戒心，是故满清政权虽晓得海上贸易能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兵饷，但因其长期的游牧经济生活的限制，不能亦不愿见到海上贸易和百姓出洋对东南沿海经济所起的作用；加上满汉冲突所带来对汉人的偏见，对明郑反清势力于海上活动记忆犹新，又何况出洋者大都是汉人，所以对海上贸易虽解禁，却采取各种的限制措施。……在康熙看来，海上贸易虽能带来经济利益，却决不可因之让它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对于政权上安全的考虑远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
……随著海外贸易的发展，出洋贸易商船的增多，附搭出洋谋生的人数亦不断增加。大量百姓移居海外，当然引起满清当局的恐惧与不安，康熙更担心：“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甚至对闽、粤沿海及台湾一带从事海运活动的人深表疑虑。……（雍正）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唯恐内地人外出，……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康熙四十六年，满清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地发现洋人，省级官员都要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则是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和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
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这就是乾隆皇帝禽兽般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派遣使臣马嘎尔尼携带600箱礼物到达广州，名义是为乾隆80大寿而来，实则是想通过谈判，使满清放宽对外贸易禁令，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乾隆却把此看成是藩邦的朝贡，在朝见礼节（三叩九拜）上进行争执，而在以后的实质性会谈中，乾隆更是拒绝了英方提出的全部方案，坚定了闭关锁国的信念。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满清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强调“海防为要”“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 。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将洋船限制在广州。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中西交流减少了，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西方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宣布江南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江浙、闽和粤四海关，准许其他国家商船来华贸易的政策，外国商人可进入上述四关所在港口进行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因英商擅闯宁波定海，又将松江、宁波和泉州三港海关撤消。外国商人的来华贸易只能集中于广州一港口。乾隆在当年十一月初十日颁布谕旨给闽浙总督：“晓谕番商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文，不许入浙江口岸。” 从此，广州一口接受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直维持到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前，外商来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造成对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和巨大伤害，并造成大量白银财富外流。最终引发鸦片战争，并以屈辱失败结束。这与晚明海外贸易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思对满清的闭国政策评论道：
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满清关紧国门、禁海休船是征服者为了防备中国人外逃，避免掠夺成果被其他列强分肥。同时，在政治上避免反清志士逃亡到海外联合建立光复基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海外谋事、国内起义，并在早已海禁放开之后。 如英国军官伶俐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说，“……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通过对明前期、后期及清前期海外政策动态和静态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体主导趋向来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因而其政策实践也是较为成功的。而贯穿清代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因此严格意义的闭关政策是清朝形成、确立和完备化，最终导致了近代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万明说：
从内容上分析，海禁政策包含有海防意义。明初遭遇来自海上外来势力侵扰是客观事实。明初海禁政策出台，遍设卫所于海岛，建起了万里海防，成为保卫国土的海上长城，是积极的海上防御？？而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只是针对海上抗清力量，没有外来势力自海上侵扰的问题，却实行了全面禁海，在沿海6省大规模禁海之外，又加迁海，将明代所设海上防御之所尽行废毁，迁入内地，将海外岛屿尽弃，实际上是有海无防。
从实质上分析，明朝初年出于全面集权的需要及对海外贸易利权在上的考虑，惟留朝贡贸易为对外贸易惟一孔道，积极推行朝贡贸易这一官方海外贸易，海禁主要是与之配套出台的政策。郑和下西洋便是推行官方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的突出实例。因此，明朝初年的海外政策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明初的海禁，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而清初沿袭前朝，不顾时代的演进，惟保留朝贡贸易，但与清廷建立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却寥寥无几，政策本身即是对明中叶以后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逆向行为。总的来说，清前期采取了置海外贸易完全不顾的极为消极的海外政策。这是一种封闭的海外政策，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是闭关自守的集中表现。清初海禁政策乃至迁海政策的推行，致使40 年间正常对外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相对明朝后期对民间的开海政策，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倒退，尤其考虑到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狂潮席卷世界，一个世界市场正在形成之时，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可以说是延误了中国的发展。
以政策结果而论，明朝开放的海外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渐变，促进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松动，拉开了中国迈向近代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