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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蒙元赤裸裸地与汉族人民对立起来，尽可能地减少反抗，满清统治者对汉族上层贵族和文人采取怀柔和笼络的政策。恢复科举制度，允许汉人入朝做官，打造出了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的帝国金字塔——当然满清的部族政权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显然，满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麻痹、分化和瓦解了汉族贵族和文人的势力。
5。满清为何要剃发易服和大屠杀
关于满清统治者为何不惜使中原、江南百姓群起反抗，致“统一”中国推迟数十年，也要推行残酷、野蛮的剃发令？《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中说：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的危险。……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满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鲁迅中“辫子”意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说：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征服辽东辽西的战争中就以武力推行剃发收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军事、政治和社会效果，被他征服并被强行剃发留辫的汉人也不再以“蛮夷”、“胡虏”来蔑视满人，因为他们从身体上已经分辨不出满汉；接替他衣钵的皇太极自然秉承了这一政策，继续以武力勒令汉族人民剃头，作为臣服的标志。同时，为了防止满族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改变衣冠服饰，皇太极多次下令要保持满族的风俗，把剃头、禁民着汉服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传令“有效仿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皇太极认真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别”与“亡国之痛”，从而使汉人从身体到心理的臣服，于是不惜砍杀千百万汉人的头颅，充分地体现了其野蛮性和固有的民族歧视以及游牧民族对武力迷信的文化心理。
6。关于张献忠屠蜀
当然，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屠蜀，也给四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也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然而，后代史籍却错误地、夸张地甚至不切实际地记载了这段历史。
清代毛奇龄在《后鉴录》中记张献忠部队共杀近七亿人，《明史》记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杀六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民逃深山中，草衣不食久，遍体皆生毛” ，《清史稿》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 ，“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 。
关于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事过近百年后才出现的乾隆年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的彭遵泗所著《蜀碧》一书。其中所引证的书目收录了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记载了张献忠屠蜀的史料。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如何的嗜杀如命，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
然而，《明史》中又记四川人口“万历六年，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即使夸张地估计，1578年四川有不过近千万人（考虑当时人口考察不准确和大量未计入的人口），到六十多年后四川如何生出六亿或七亿人让张献忠的部队来屠杀？
再如，清军于顺治三年（1647年1月） 斩张献忠，然而直到张献忠死后十数年后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亦即在这十几年中，张献忠余部和四川人民同清军展开了殊死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