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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九、指出工商皆本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附录二: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