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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这和人们对朱元璋的印象很不符。因为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戮无度，造文字狱，诛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怎会“作养士气”？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明初很多官员保持人格独立，如钱唐：“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
洪武年间进士解缙，《明史？解缙传》 中记载了其生平。朱元璋曾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解缙写了封万言书，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肆意批评朱元璋的政策。甚至连朱元璋看何书都要干涉：“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如此指责有些迂腐，也无甚道理。但朱元璋阅后仍称赞解缙（“书奏，帝称其才”）。后来朱元璋对解缙之父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朱元璋死后，解缙立即回到南京，当“有司劾缙违诏旨”时，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是以数鸣知感。冀还京师，得望天颜，或遂南还，父子相见，即更生之日也。”可以说其中的感情相当真挚，不尽是虚情假意。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明史记载：“子宁英迈不群，十八年，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练子宁在廷试对策时猛烈抨击斥责朱元璋，朱元璋却将他擢升为一甲二名。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六、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干扰与限制
由于科举制度的彻底实行，和文官集团成为商人阶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明朝的皇权的发挥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约束和阻碍。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如极端专制，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等说法都是截然相反的。
清代人管同在《拟言科举书》中说：“明之时，大臣专权，而清代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士多讲学，而清代则聚徒讲学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多清议，而清代之士，则一心科举”。 明朝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专权和清高的大臣，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作为文官集团之首的内阁才能有效制约皇权。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太祖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明代内阁的职权主要为草拟诏书和为皇帝决策提供意见。明代的票拟不单单是提意见，而是代皇帝草拟诏书。当内阁的阁臣发现他们所票拟的诏书被皇帝改票了他们可以封还执奏。皇帝不经过内阁直接内降中旨不合惯例，皇帝如强行内降，则必须由给事中覆奏一次和尚书询问确认一次才可以施行。可见皇帝要贯彻自己的意志比前代麻烦得多。
在司法审判上，虽然明代皇帝拥有最高司法审判权，然所有奏章皆须经由内阁票拟，阁臣有权向皇帝提出司法审判处理意见，皇帝又经常主动咨询阁臣，足见阁臣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不可小视。
明代中后期，六部尚书必须出自廷推，内阁阁臣或出自廷推，或经过翰林院的推举，否则就很容易被大臣们弹劾。这极大地限制了皇帝选官的途径和权力。严嵩说：“古者，论相之命自天子出。今者，每以付之廷推，而简用悉由宸断。”也就是说，内阁首辅出自廷推，而古之宰相则由皇帝任命。因此嘉靖皇帝曾发牢骚道：“廷推非道，相必君择”。从皇帝降旨和选择国家最高官僚的程序看已经有点“虚君政治”的影子了。因此可以说，明代的文官们经过一系列斗争，反而从制度上实现了对皇权更大的制约。
对于明朝的廷杖，历史学家孟森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由于朱元璋时代孕育养成的风气，靖难之役时众多文臣自愿殉难，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明朝士大夫中很多有较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主人翁意识。而这种责任感又来源于明朝比较彻底地推行科举制度。 如黄仁宇也说道：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
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而前面所述的活跃、进步的思想又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再由于政治公开化，大臣的上疏奏折和皇帝的批示都是公开的，形成了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文官们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
明朝前期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但并非不是被阉割扭曲了的意识形态。它相当完整地继承了汉唐文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观念里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等等，并被许多明朝士大夫信奉的。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儿，“帝有疾，视朝晏。”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孟森将此和清代做了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仁宗也颇厌烦，虽经杨士奇劝解，但还是不高兴，只令其照旧供职，仍不准参加朝见。士奇又进言：“陛下有诏求言，今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