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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7～18世纪，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并在法国首先化为文官考试制度。1983年，美国人事署署长？坎贝尔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所以不能把传统科举制与腐朽、僵化等概念简单地连同起来。
2。晚明人的政治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史为鉴，学术研究和现实结合，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甚至导致党社（如东林党、复社）兴起，出现近代政党萌芽，形成了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并直接促成市民运动的发生。
明朝末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士大夫面对危机，积极寻求改革方案，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进而加强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以及发达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层政治制度的民主倾向。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在权力分配上，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在舆论监督上，万历年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君臣关系上，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何心隐提出“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即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明末出现了综合王廷相、王阳明、以及王畿学派，王学左派等人思想大成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思想三巨头。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因一时战乱而突发灵感，而是整个明代思想各流派发展的必然趋势。
黄宗羲（黄黎洲，1610～1695）不仅明确地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认为工商皆本，还揭露了君主专制本质，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呼吁废除“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进发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中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他明确提出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而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臣可以是皇帝的师友。
黄宗羲的好友顾炎武反对八股取士，他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主张为学应求真务实，关心国际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
曾参加复社的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认为只有皇帝同各级官吏共同掌握政权，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他还提倡“清议”，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清末梁启超将顾炎武的思想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主旨是“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并猛烈抨击“孤秦”和“陋宋”，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秦始皇和历代皇帝将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他提出虚君立宪思想：“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即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
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即使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 他还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明末思想家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更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呼，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乱天下者惟君。”他愤然说道：“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罪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非君其谁乎？”并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
可以看出，明代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都达到了“民权”高度。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这些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由于满清的野蛮统治，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对中国文明进步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中国晚明的思想解放、思想认识上的大提高预示着中国有机会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满清的破坏使得这段历史成为中国沉痛而又悲哀的历史。
五、明初的文字狱和朝政状况
根据吴晗的《朱元璋传》所述，明代文字狱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不过13年，主要涉及文臣、武将和大地主，并没有形成社会运动，影响面相当有限。亦即，明朝文字狱很少针对平民百姓，满清文字狱则杀人多杀民间百姓。历史学家孟森说：“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而朱元璋是否真的制造了严重的文字狱也值得怀疑。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原因，虽难免由于对功臣不利于自己特别是后代统治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因为骄兵悍将和功臣勋贵逐渐虚荣膨胀，得意忘形，践踏律法，危害百姓。朱元璋出身贫农，当过游僧，对百姓之苦有深刻感受，故而对贪官污吏等十分痛恨。加之部分功臣权力膨胀，骄横自大，埋怨皇帝，甚至商议起兵，威胁朝廷。如蓝玉、胡惟庸等的被诛就是这类例子。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