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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明中国人提出人口增长规律比马尔萨斯早一百多年。
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到的“自然之势”：他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意思是正因有了这些所谓奢侈的活动，才为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提供了谋生条件，富裕之后才会奢侈，贫困了才会节俭，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绝奢侈。且不论此观点本身的对错，单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如此思想是相当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而西方类似明确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则晚得多。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
当王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在士人中风靡开来的时候，另一种思路和取向，却更迅速地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自然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越出了王阳明设定的极限，也超越了主流意识和政治秩序允许的边界。王畿和王艮的传人，尤其是所谓的“泰州学派”，渐渐成了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王学代表，以后的很多王学极端主义学人，无论是否出自这二王的门下，都以对当时遵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他们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日常生活与巨人情欲的合理性，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如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的思路和行为，就是对传统秩序的一种挑战，他们提出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而百姓日用即日常生活不仅被赋予正当性，甚至还被提升为“天性之体”，因此所有的戒惧、用功、提升、超越的意义都统统被消解，他们讽刺用功的人是多此一举，戒惧的人仿佛在佛头着粪，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认为“不屑凑泊”、“不依畔岸”，只需“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心即理”的依据，放大到“心”的一切才是合“理”的，这叫“赤子良心”，这种天然就是合理的良心当然“不需把持，不需接续”，可以“不学不虑为的”。
葛兆光评价道：
晚明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多变的时代时代，……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都在这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在王学差不多一百年的冲击下，思想界确实已经相当混乱了，似乎思想正处在一个重组的时代。可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王学，我相信，至少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一方面，由于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由于陆王之学更加尊重心灵的最终裁判权，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则使人们趋向普遍主义真理观，又为一个新的多元思想世界提供了基础。
葛兆光紧接着说“这种趋势被突然打断”，并认为是官方的压制和内忧外患两个因素决定的。实际上，在经历百年多的流传和发展之后，王学已很难被官方意识形态真正压制住，造成“趋势被打断”之根本原因是明末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即满清入关。在经历刻骨铭心的“亡天下”后，明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等反思和批判过分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如王夫之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一道闪电说：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三、明代人对文明的认识和自信
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明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明末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 瞿式穀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开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这些文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 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如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因为明朝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取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