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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白银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人了中国。另一位中国学者钱江对此也作过估算：17世纪航行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商船每艘船的商品货值在8万比索（折合白银6万两）。以上是普遍的情形，由此可以估算出1570～1760年间到达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的贸易总额为247520000比索（折合白银185640000两），平均每年的贸易额为1295900比索（折合白银972000两）。
在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研究当推全汉昇。他1969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两艘为多）的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在16、17、18世纪，每年由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有时多达400万比索，有时100万比索，但200万～300万比索为多。据全氏援引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西元（比索）。”由此推定，1565～1765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又根据德科民（Dd Comyn）的计算，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流人中国。全氏认为德科民说的四分之一，显然估计太低，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15至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观点。布罗代尔认为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中，论及白银向中国的流动时，也关注到全汉昇的研究成果，他在征引了艾维四、彼埃尔？肖努的论著后，写道：“全汉昇则估计，17世纪时这种方式运送的白银多达每年50吨（与波罗的海航线一样多），当然，这些白银最终都流人中国”。
无庸置疑，迄今为止弗兰克是关于白银流人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并且利用这些成果来阐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根据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估算美洲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产量17000吨，17世纪总产量42000吨，18世纪总产量74000吨，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人欧洲，其中40％又转送到亚洲。但是弗林（Ddennis Flynn）和其他一些学者则提示，没有输人欧洲的白银的大部分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关于本文所探讨的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晚明时代，流人中国的白银数量，弗兰克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如下：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人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魏斐德则认为，可能有一半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这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这样的重大现象，只有用“全球化”的视野才能得到合理的诊释，并且对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此巨额的白银流人中国，势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生丝、丝织品，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以这一地区的“湖丝”为原料生产丝织品的闽广地区，大量的外销，必然带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清时代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可以获得索解。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为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全汉昇关注的是量变，那么布罗代尔关注的是质变。布氏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谈及“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时，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诸国家的干预和阻碍，并以中国资本主义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发展作为反证。在“远程贸易的奇迹”的小标题下，他写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中国南方从福州和厦门到广州一带，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这部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绸和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的每个角落”。显然，把明清之际的中国放在全球经济的视野下考察，会引出许多新启示，值得我们重新检讨。 ＇参考文献＇引者略
第四章、明朝的政治与文化
一、明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和非凡影响力
传教士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发现日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 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当中国文化传播到17、18世纪的西方时，引起当时最伟大的哲人们的激赏：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得知中国人已经成功地运用“人痘法”预防天花病时，曾经动情地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行例和榜样。”他还借给《哲学辞典》撰写词条的机会，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又说，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德国哲人、科学家莱布尼茨也在《中国近况？序》中说：“我们以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明朝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再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明代人思想开放，眼界远大，统治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