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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明末清初的社会舆论对商人与商业有了比较恰当的评论。明人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出农商。”＇66＇万历年间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说：“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生贾，治生之道最重也。”＇67＇汪道昆主张农商“交相重”，认为“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68＇清人沈走说：元明以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69＇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工商为本，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意出于道者，盖其本也”。＇70＇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贱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一些儒生士子在这股“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归有光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71＇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72＇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明末清初的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73＇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74＇这种拜金观念的思潮，还反映到了民间传说中。明末人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75＇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拜金主义观念的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去经商，不能说不是一个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由于明末清初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地位的提高，社会影响的扩大，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金瓶梅》是明中叶以后的文学巨著，其主人公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是书一开始就对西门庆作了个交待，称：“原来是清河县一个破落的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脾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西门庆后来娶的孟三姐，其前夫杨氏也是商人，第七回说：“这位娘子，说起来你大家也知道，是咱这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份好钱……不幸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西门庆的好友应伯爵，也是商人家庭出身。第十回说：“西门庆是个大哥，第二个姓应，双名伯爵，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在《金瓶梅》中还有“合伙而商”和如何分利的描写。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2000两银子，“委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陈经济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咱（韩伙计自称）每和崔大哥与他分利钱使”，“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五分，乔大户二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均分”。《石点头》第八回，则描写了徽州富商汪姓，遭受荆州监税提举吾爱陶掠索的故事。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了心地善良的小商人秦重得到美妇的故事。第七回“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则描述了江苏洞庭商人的活动，称：“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宋明以来所奉行的“兴天理，灭人欲”的礼法观念，遭到挑战，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76＇明人李贽针对摧残封建女性的封建礼教，提出了某些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男子不如也”＇77＇的观点。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追求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乾隆《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78＇
总之，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注：（引者略，需要请见附件）
附录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樊树志（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人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经济 晚明 马尼拉大帆船 白银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晚明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以及新大陆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或许会给每一个试图重新论释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带来更多的新启示。在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似乎久已深入人心，以为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趋没落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说是勘合贸易、贡舶贸易的同时，民间走私贸易日趋兴旺，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美洲的殖民地都卷人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