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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如此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来越频繁。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有人研究认为，由于传播鼠疫的跳蚤不喜马而使以骑兵为主的满清军队受鼠疫影响不大，而明军和农民军都曾先后大规模爆发鼠疫流行而丧失战斗力。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轻易攻占，而搜出七千万两财富的李自成军队旋即惹得鼠疫疾病而迅速丧失战斗力，导致败走北京。
从上可知，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困难。明朝极低的税收所造成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罕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瘟疫，以及政府无力赈灾和发饷导致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兵变，给明朝带来的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后果。
附录一：《泉州市志》摘录
明代开始禁海，只实行“勘合政策”下的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明代民间商人反禁海斗争，从明中叶以后就逐步发展起来，泉州沿海商人冒禁出海者日益增多。一时，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比比皆然，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这期间，虽有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又有西方殖民者东来中国的商业掠夺，但民间商人的反禁海斗争规模壮阔。成化至弘治年间（1465～1505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走私队伍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到嘉靖初（1522年）便出现“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种武装走私集团，被明朝政府称为“海盗”。其实，这些所谓“海盗”，他们并不攻城，也不杀官吏，只要官军不与之为难，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碰到穷人，他们有时还能给予接济，与一般的“海盗”大不相同。
这种民间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为骨干，以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队伍。他们长期在海上从事武装走私活动虽属非法，但对冲破朝廷的禁海政策，促进东西方经济交流，却起着明显的作用。他们中间的突出代表，就是泉州人李旦。他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活跃于日本、印度、英国和荷兰之间，拥有大量资产和大批商船，而且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足以在海上与前来干预的官兵相抗衡。当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到处寻找市场，李旦是与之打交道的能手，扮演着为西方殖民者引荐的角色。甚至干脆与之合伙，共同经营海上贸易。明朝政府对他无可奈何。有人甚至向朝廷进言，想利用他这股力量，来与西方殖民者周旋。当时驻守东南一带的明朝镇臣俞咨白本曾向朝廷报告说：“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且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熹宗天启实录》卷五十三）
当时活跃东南沿海一带的著名海商，还有何亚八、洪迪珍、张维、许栋、许西地、谢老、严山老、张琏、林朝曦、林凤、李魁奇、褚彩老、刘香等。这些著名海商，有一些也是泉州籍人士。
隆庆元年（1567年），统治阶级采纳开禁派的建议，在漳州月港首先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准贩东西二洋，政府征收饷税。天启以后，海禁的开放出现更加不可遏制的趋势。泉州安海港继之而起，出现以安平镇作为根据地的著名海商郑芝龙。郑芝龙，南安石井人，18岁去澳门，投靠泉州著名海商、他的母舅黄程，学做生意，并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葡语。天启三年（1623年）他为黄程押运货物到日本，并在那里认识了李旦。李旦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遗产和武装力量，成为继之而起横行海上的新的海上贸易首领，控制了东南一带的民间贸易。邹漪明《明季遗闻》记载，那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海上贸易，又进入黄金时代。安平是泉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早就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历史传统。何乔远《镜山全集》就这样记载，那时，在安平这个地方，“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风气盛极一时。正如《安海志》所记载的：“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在这个地方，以陈、杨、柯、颜、叶诸族姓行商人数最多。这种重商主义思想的抬头，还遍及晋江县及泉州、惠安一带。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安海志》1983年版，第133页）就是典型的例子。泉州城内大商人郑梅峰，曾“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遂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百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庄为玑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第95页。），这种富商巨贾，当时在泉州城内还大有人在，甚至惠安崇武镇，也出现了“文献黄氏”一族数十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这种民间贸易仍然存在“独资”与“合资”两种形式，而贷本经商则相当普遍。从内部组织关系可划分为几种形式：所谓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国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这是一种租贷型的经营方式，商民向“豪门巨室”借贷造船或势家宦室租船给商民出海贸易。另一种经营方式是殷实商民自置帆船，运载货物，延揽商人出海贸易，号称舶主。他们往往对那些散商科敛船金和方物，进行剥削。最具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是豪门巨室私造大船筹集资金然后指派家中拳拳的义子出海贸易，则在闽南十分普遍。还有为数众多的大小商人采取合资造船出海贸易的方式。这是一种临时性、松散型的联合贸易组织形式。
附录二：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
张正明 载《明清晋商及民风》
一、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排在了最末位。朱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①洪武十四年（1381）还规定：“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②“重本抑末”，主题在于“重本”，“抑末”是为了“重本”。所谓抑末，主要是政府制定贬黜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的政策法令，包括不准商人人仕、限制商人的生活水平，把商业看成“奸伪之业”，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什么要推行这一经济政策呢？中国的“重本”，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重农学派③，鼓吹理想农业，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大农业，而是重地主制经济的农业，对于土地利有权和封建剥削关系的确认及对封建剥削对象小农经济的讴歌。换言之，中国的“重本”，是重在为封建剥削基础的农业土地关系，抑末的基本出发点是巩固封建经济，因此“重本”就特别强调巩固小农经济。此可谓中国封建重农思想的基本特征。小农经济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并非同义语（如日本的独立经营农户，现仍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形式二者达到和谐一致。中国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小农加上家庭手工业，再加上家庭饲养业，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④小农经济所以能在中国长期存在，其原因有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