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止。李木妙在《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中说：
正德四（1509）年广东镇巡官以既不能彻底禁止，而主张允其进口公开徵税，不但可以杜绝私贩，而且有利中央、地方的国库收入，或用以代俸或补充地方军饷。驰禁之后，民间私贩大盛，当下朝廷亦有“遵守成宪”与“变更成宪”的争持，若依前者，必然使民间海外贸易受阻，而国库枯竭，故朝野人士多倾向后者，部分沿海地区官吏，更是默许一部分私商的活动，积久私人的海外贸易已为既成事实。
……可惜开放情形尚未形成固定政策之际，却发生葡萄牙商船强行贸易、侵扰闽浙沿海，及日本贡使互争真伪而酿成彼此仇杀、焚掠宁绍事件，明廷遂于嘉靖年间再度厉行海禁，严重影响当时中外的关系。……碍于明朝的厉行海禁，正常贡市似难以恢复，遂促使合法贸易转为非法走私。
自嘉靖初年再度厉行海禁以后，民间走私贸易突转猖獗；东南沿海所在通番，而以闽、浙为甚。当时走私贸易活动性质则有所转变，……本阶段的民间私贩则可分为两类：其一有闽、浙大姓贵家操持主使，私枭舶主依托势要、土豪勾结上层势力，沟通官府、挟制有司，包庇窝藏，公然进出海上；其二系闽、浙、粤等沿海地区贫民与桀鳌者下属势力结颗行贩、纠党入番此时私贩活动以贵家势豪参与其间，故组织、规模亦与前不同，起先下海各自行动，后来由海道不靖，经常遭受劫掠及彼此利益冲突，强弱相凌，遂各结舯依附一雄者以为船头，且备有武装护航，成群结党、连樯往来。……资力雄厚的走私的海商，更雇用穷恶者或日本亡命浪人，借其野横以增加声势。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官方又难以控制，走私盛行，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海外“诸番”与沿海商民不断要求进行开放贸易。“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正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明政府强化海禁，措施越严，却越促使沿海商民与海外“诸番”里外勾结，越勾结就越促使政府强化海禁，形成恶性循环。并逐渐形成官商勾结，亦商亦盗。亦商亦盗式武装走私贸易是当时明朝所谓“海禁”的产物。海盗集团层出不穷，他们用雄厚资金组织武装，并在海上对抗政府。
私人海商在海上时商时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在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甚至边卫官有投以红袍玉带者”。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浙江巡抚朱纨 是少数的通过严海禁来打击走私活动、海盗、西商和倭寇之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朱执命人攻破被葡萄牙人经营多年的双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发动了走马溪之战，使葡萄牙人在福建沿海遭受一次最重大的挫折。此后闽、浙一带多年末见葡人活动。同时，中国海商也受到沉重打击。 “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 其坚决打击海盗和走私的行为触犯了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富豪、大姓和官僚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动用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最终竟使朱纨被迫服毒自杀。
嘉靖二十六到二十八（1547～1549）年间，朱纨严厉执行海禁政策，且以武力取缔闽渐沿海的中、外民间走私贸易，危害地方豪门势族的利益，因而招来朝中的反对，也得不到沿海居民的支持，后他因遭受弹劾“专擅滥杀”而被免职，不久忧愤仰药自尽。
朱纨遭弹劾免职后，慷慨流涕曰：“……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他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 朱纨遭弹劾、被免职和自杀后的结果是：
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纨招福清捕盗船四十余，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门卫者十有四，为黄岩外障，副使丁湛尽散遣之，撤备驰禁。未几，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
《明史》记：“承平久，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 明廷虽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恢复海禁，但无效果，盗乱却日益猖獗，终成倭寇之祸；东南沿海私商、海盗、倭寇内外勾结作乱，攻城掠邑、劫库纵囚、杀人焚舍、沿海海数千里告警，江、浙、闽、粤等东南各省被创达三十余年。 当时著名的海商如汪直、徐海等，都大量雇用日本浪人，以武装力量护航进行走私贸易，致使倭寇掠夺沿海地区。汪直等甚至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胡宗宪等用计谋才诱捕了徐海、汪直等。其后倭寇作乱东南沿海地区愈发严重。李木妙说：
（汪直）其最终目的乃在要胁官府，开港通市。王直自蹈海行商，为舶主称霸海上，到公开叛乱，实为由私商转变为海盗铤而走险的典型例子；其活动情形、转变经过，不仅为大多数海商蜕变为海盗的代表，亦可说是明嘉靖年间寇乱的基本原因所在。
为打击海盗，明朝政府还曾积极联合来东亚的西方人。例如门多萨曾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及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中国来联络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不过当他知道林凤及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果他们愿意再返回班斯兰攻打他，他愿意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以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以供给更多。……
将近半个世纪中，葡萄牙人在浙、闽、粤沿海与华商进行不公开的非法走私贸易，但一直受阻于明廷的海禁与执行海防的水师，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以后入据澳门为止，此后澳门便迅速发展为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
海盗集团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损害，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介入来保护他们，而要此则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初年（1567）开关。
一直至嘉靖末年，倭患初步控制以后，朝臣鉴于海禁乃促成寇乱的徵结所在， 遂有开禁主张，如嘉靖卅五（1557）年兵部尚书赵文华曾发出“止禁通番大船”的驰禁先声，福建巡抚许孚远亦“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民”的呼吁。因而促成隆庆改远局部地开放海禁的原委，这可从国内、外发展局势，特别是国内政治、经济、地理、财政与金融等方面来考察。
此时商人利益阶层又通过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极低地步：明政府年市舶税（海关进出口税）仅四万两。贸易商人们借助官僚势力逃税漏税的现象非常严重。《泾林续记》曾记载，商人们从事海上贸易，“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 明政府在开放海禁之后，仍对民间海外贸易作出限制，如禁止同日本的贸易、将民间贸易船只仅集中于福建海澄的月港，等。但实际情况已不可能如官方政策所期望，厉行海禁之时与日本等国的走私贸易就已猖獗，开放海禁后各地则益显繁盛。
4。郑芝龙集团与料罗湾海战
郑芝龙（1604～1661年），福建南安石井人，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18岁到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与荷兰人做过商务通事，在与葡人的接触中学会流利的葡萄牙语。他投靠泉州著名海商、其舅黄程，在远东水域从事贸易，劫掠商船，娶日本九州平户岛当地姑娘田川松，并受到德川幕府礼遇。后认识客居日本的大海商李旦、颜思齐，被李旦收为义子。李旦死后继承了其庞大的武装商船队。天启五年（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