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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为纽带的官商合作形式在晚明中国不胜枚举，最经典也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明末势力最大的晋商张氏和王氏家族。张氏家族的权力核心人物张四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取进士，万历三年（1575）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累官至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妻兄王诲等都是商人；其三弟张四教是非常成功的大盐商；四弟张四象的前妻王氏家也是大商人，继妻范氏家仍是大商人。张四维家和王崇古家为姻亲，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嘉靖二十年（1540）考取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是长途贩运的贸易商；王崇古之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是活跃的大盐商。张、王两个家族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大商人。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言中所称之势要，就是指张、王两大家族。通过科举入仕形成的官商合一的大商人家族在晚明中国比较普遍。在张正明为明末清初16位成功的晋商作的小传中，几乎在每个家族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官商结合的明显痕迹。另外，对晚明中国政治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东林党与商人家族之间也瓜葛甚深，其成员籍里主要集中在商业发展最为活跃的江浙和山陕地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首领顾宪成本人是商人家庭出身，其他成员或来自商业家族，或与商人有亲密的社会关系。
在更深层次方面，对于明代中国资产阶级未能进行激烈革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问题上，官商结合可能给我们启示：
中国官商结合的产权制度，提高了晚明中国商人阶级“革命”的机会成本。在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运行过程中，他们对现行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官吏选拔制度产生了依赖性，不愿意改变现状，采取集体行动去推动制度变迁，其问未能催生一个带有反叛精神的资产阶级也就不足为奇了。费孝通对此问题的理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说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打入官僚阶层的战略“并不是攻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只想逃避，‘吃不到自己”’；“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就“不能靠这制度得到经济的特权”。
……在明末的中国，新兴商人阶级没有和王权统治者结盟，财富与国家权力未形成一致的目标，这加速了国家权力的衰微。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 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 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
不仅商人们热衷于经商获利，那些世代之家、积祖务农之家以及老实忠厚的仆人、望子成龙的父母，也都看好了经商之途，或者亲自经营，或者勉励子弟。做买卖、搞生意成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一种兴家立业的最佳方式。……远在陕西内地的农民也经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看准了经商可以致富这一门径。……一般农家靠经商致富，官宦之家也要靠经商复兴家业。……商人更从经商中尝到了甜头，一心一意让儿子继承父业。……这种追逐商业利润的风气浸淫了社会的各个地区。……某些本非商品的事物也成了了商品，可以买卖交换，且有明自牌标价。……商品经济的意识同样渗透到了官府衙门之中，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吏都将手中的权势当作交换金钱的商品。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
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王平认为：正因为金钱有如此大的神通，才引诱得人们垂涎欲滴，不择手段地去获得它、占有它。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钱神”趋之若鹜。为金钱不惜铤而走险，不惜兵刃相见。官场风气因之腐败，社会道德随之堕落。
由于拜金思潮的泛滥，明代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愈来愈深，可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遇见一场令其震憾的民间大斗殴。明朝义乌原属经济不发达地区，但后来陆续发现矿藏，于是当地农民纷纷开矿并因此致富。邻近的永康县人也来到义乌开矿，引起义乌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义乌人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开始了一场惨烈无比、旷日持久的斗殴。当地政府无力调解和阻止，只好派人“观战”。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由于捐纳之风盛行，已使官场酷似市场。明人周顺昌说：“方今仕途如市，人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这种拜金观念思潮还反映在民间传说中。明末赵南星在其《笑赞》中说：唐三藏西天取经，到了雷音寺，迦叶长者索要小费，三藏无奈，只好将紫金钵给他。猪八戒忿忿不平，在释迦牟尼面前告了一状。“佛说：‘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将此经诵了一遍，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也在话下！’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逐日家要见活佛，原来也是要钱的’”。 金钱魔力如此之大，上至天理，下至人伦，无不趋钱附利，在这股思潮下，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经商。这不能不说是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晚明文学作品产生了相当影响，文学作品中对商人描写的比重越来越大。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文学巨著《金瓶梅》中西门庆就是一个豪商。“……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其中还有“合伙而商”、分利及其它商业活动的描写。其它著作中的商业活动描述还有很多。
晚明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比如南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凌漾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等，都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许许多多官商“互利”的例子，可见官商一体的格局已然成为主流。从当时商人的传记中，更可以看到官商相通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商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影响社会上礼制、生活风气。在商人的推动下，僭越礼制现象日甚一日，是非荣辱已出现商品化。顾炎武感叹当时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尤其是商人一掷千金的奢华风气，改变着过去朴实、俭约、守成之规。如清代《震泽县志》载：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食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多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反映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天崩地裂”的时代，标志着古老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对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私营）工商业的巨大发展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