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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说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时,也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
但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了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商量研讨,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杨廷筠、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后曾三次担任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内阁首辅。
万历32年,利玛窦在给远东耶稣会会长范礼安的信中说:“我们和京中显贵相过从,其中有大学士、尚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世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到崇祯9年(1636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崇祯13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3人,宫女50人,宦官40余人,皇族140 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尽管中西文化的矛盾表现于对待传教士与其传教活动上屡有冲突,但总趋势是西学东渐的程度愈加深入。
利玛窦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其生前信徒已达200多人。 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 ,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引者注:即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统治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
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时就表现出心不在焉,使徐光启很不满意,说“可以窥见其人”。
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潢图书七千余部,……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明廷。”这些书籍中,“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著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
而看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的境遇。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和《崇祯历书》有关。明末汤若望还撰写了对西洋火炮的整个制造工艺的《火攻挈要》一书。
然而在满清统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崇祯帝以开明的态度准奏。但很快明亡,没有起到作用。
满清统治者与明朝不同,将西方科学技术全部拒绝,这和明末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耶教从理论上的驳斥变为政治上的严禁,是一种倒退。如1805年(嘉庆十年)满清禁止西方人在华刻书,传教和设立学校。
七、其它科技成就的部分列举
1。天文、气象
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欧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16幅的云图。
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传教士邓玉函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其第十卷为《仪器图说》,其中首次出现词汇“仪器”,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1629年徐光启上疏“急用仪象十事” 第10项即为请求装修3架天文望远镜,用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
1631年(崇祯四年)10月25日,徐光启和历局人员“于历局测日食,用镜二具,一在室中,一在露台。两处所测食分俱得一分半(径分十分)”,经换算得“一分四十二秒,正合于所算食分矣”(汤若望译撰《交食历指?新法算书》)。这是中国天文机构首次用望远镜观测日食。在徐光启的主持下,11月8日又用这种仪器观测月食。此后,望远镜的使用遂成为惯例。……
在徐光启等人宣传西方科学技术,利用望远镜观测日月食方法的影响下,崇祯皇帝也开始利用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用其观测过1638年(崇祯十一年)13月20日的日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另外,在崇祯二年(1629年)防御后金军队进攻时,徐光启就曾使用过望远镜窥敌。徐光启引进了西洋的新工具望远镜,引进了利用观测月食测定地理经度的先进方法,并利用望远镜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如木星的卫星、月亮的环形山等,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纳入世界近代天文学发展的轨道。
2。物理、化学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176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
徐光启在准备《农政全书》的手稿《造强水法》中记录了以绿矾(硫酸亚铁)与硝为原料制造酸的工艺过程,并说以金属加入后“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 。因能溶解金属而把它称为“强水”,此名称长期在民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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