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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北一连几天没来上班，说是太累了，想在家休息休息，我觉得廖天北有心事，却又不好问，只好一个人耐着性子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在家休息了几天后，廖天北一上班就召开了全市招商引资动员大会。然后将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召集到办公空，商议出国招商事宜，最后商定的路线是，先到欧洲，最后到澳洲悉尼。出国招商路线敲定后，廖天北让我盯着市外办抓紧为相关人员办理护照签证。
出国的前一天，廖天北从我手里要走了他的私人护照，他一共有两本护照，一本公务护照，一本因私护照，因私护照只用过一次，就是去泰国那次，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商政，这段时间我憋闷得很，想走出去透透气，别看糖尿病是慢性病，但是它可以让血液流通不畅，很容易形成动脉硬化，一旦产生血栓，堵在脑袋发生脑梗，堵在心脏发生心梗，堵在眼睛会失明的，堵在肾脏发生肾衰竭，堵在腿上发生坏疽，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可谓是危机四伏啊。”我关切地说：“摩市长，既然身体危机四伏，就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你拖着个病身子出国，我又不在你身边，真要是发生了意外可怎么办？”廖天北叹了口气说：“总不能在家等死吧，中医是救不了我了，真要是在路上犯病了也许不是坏事，最起码我可以试一试最纯正的西医。”我若有所思地说：“我母亲也患有糖尿病，她挺相信中医的。”廖天北疑惑地问：“有效果吗？”我摇摇头说：“我母亲说如果遇上好中医，一定有办法的，只是目前我国真正的好中医寥若晨星。”廖天北惆怅地说：“我也吃过很多所谓的中药，比如消渴丸、消渴灵之类的，结果经常发生低糖现象，后来我让药监局检测了一下，发现里面掺了西药，如果不掺西药，根本达不到降糖的效果。”我不解地问；“你的意思是中西医结合不是一种好办法？”廖天北不屑地说：“商政，你不觉得中医只剩下一个名分了吗？这就像将孟子讲的‘民为贵，杜稷次之，君为轻’，其实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句话不过是讲，对老百姓你不能欺人太甚，要留有余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根本就是为了舟不能翻，而重视水。因此，我认为将治糖尿病的希望寄托于中西医结合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中国皇帝和美国总统握手合作。”我质疑地说：“中医毕竟是我们的国粹呀！”廖天北淡然一笑说：“别忘了鲁迅的话：‘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们现在有了病大多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看西医了。”廖天北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商政，内体有了病可以去看西医，那么精神有了病可不可以去看看西医呢，”说着他从皮包内取出一本书递给我，“出国后，你多看点书。中国要搞的是现代化而不是古代化，搞现代化就必须以西方作为参照系，就必须睁眼看西方，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学史。这本罗素的《西方哲学生》我看了五六遍了，上面有我的批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手捧着厚厚的《西方哲学史》心里沉甸甸的，因为“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句话，让人听起来就像是诀别。
第二天早晨前往东州机场送行的官员挤满了贵宾室，贵宾室外面的官员更多，自从我给廖天北当秘书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送行，东州市副局级以上的官员几乎都来了。前来送行的市委常委个不少，罗立山更是一马当先。毫无疑问，罗立山对廖天北这次率团赴欧洲、澳洲招商引资寄予很大希望，他亲自为廖天北点了一支烟说：“天北，你这趟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廖天北深吸一口烟说：“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得了糖尿病并不知道，还嗜糖如命，现在孩子一生出来就离不开糖了，从小就受到糖的毒害，我真担心这些孩子长大以后都成了糖尿病患者啊！”罗立山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原以为糖可以提升人的素质，想不到竟然是一种危害身体的毒索。”坐在一旁的王伯寿插嘴说：“老廖，你是不是太相信西医了，不瞒你说，我老父亲也有糖尿病，专门靠中医调理，一直维持得不错。”廖天北提示道：“我劝你把你老父亲吃的中药拿到市药监局检测一下，是不是里面有西药，我敢肯定，里面一定有，要说维持也只能靠胰岛索维持了。要想彻底攻克糖尿病，怕是只有靠干细胞移植了，不过这项技术寄希望于中医怕是希望不大了。当然你老父亲可能已经适应中医了，但我不行，我从来就不适应。”王伯寿反驳道：“老廖，你总是对传统的东西没信心。”廖天北长叹了口气道；“我不是对传统的东酉没信心，而是传统的东西没给过我信心。什么是传统？传统不是复古，我们总不能将现代化称作古代化吧。没有创新就无所谓传统，我认为真正的传统是现实的结晶。”王伯寿遗憾地说：“老廖，你这么固执，很容易把病耽误了。”廖天北长叹一声说：“伯寿，我的病已经耽误了，医生说我随时有失明和肾衰的危险。”这时贵宾室的经理提示廖天北该登机了，廖天北起身向送行的人抱拳道别。罗立山紧握廖天北的手说：“既然身体不好，出国应酬就千万别当酒神了。”廖天北意味深长地说：“老罗啊，我现在是日神啊，失眠，睡不着觉，天天做白日梦，但愿这趟欧洲之行能让我睡上几个好觉。”
廖天北终于登机了，送行的人渐渐散去，我心里涌起一股失落的感觉，好像被人抛弃了似的，尽管廖天北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是却觉得他的脸有一种静穆的哀伤，这种哀伤一开始还像水一样流动着，慢慢地就凝固起来了，凝固成了一张像希腊雕塑似的脸。这张脸既亲切，又陌生，还让我产生了种莫名的恐惧。在政治上，我本来一直以廖天北为偶像的，我希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然而，当他的脸像希腊雕塑似的凝周在我脑海中时，我忽然发现，这张脸是没有跟神的，这大概就是我既陌生又恐惧的原因。在我印象咀，廖天北的眼睛一向是炯炯有神的，怎么突然没有眼神了呢？难道他的眼睛真的会失明吗，我开始为他担心起来。
廖天北到欧洲后几乎每天都与我通个电话，了解东州的信息。我也按部就班地向他汇报东州的情况，从他的语气能听出，他的精神状态似乎比他出国前要好，因为说话的底气很足，好像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出国前他经常跟我说憋得慌，喘不上气来，很明显，现在他不仅能喘上气来，而且中气十足。又过了几天，我觉得应该左廖天北家看一看，由于他的老伴不常在家，大多数时间住在悉尼女儿女婿家，因此我手里有一套廖天北家的钥匙，目的就是一旦他出差，家里有人定期照料，比如给花草浇一浇水、检查水电气什么的。廖天北本来可以雇个保姆，但是孤男寡女不方便，再说，保姆哪儿有秘书可靠。廖天北住的房子虽然是政麻开发的，叫政兴花园，但小区内住的人很杂，并不全是政府公务员，很大一部分是商界成功人士，廖天北在家时，我几乎天天来接他上班，下班后又送他回家，对这个小区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廖天北出国后，我有一个多星期没过来，忽然有一种陌生感，其实小区内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廖天北家在五楼，是一梯一户，上下楼的邻居都是商界成功人士，我默默地上了楼，大门上的春联和福字还是年初春节时我买来贴上的，当时廖天北的老伴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从悉尼回来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热闹，特别是刚刚两岁的小外孙女，廖天北是爱不释手，如今我望着这扇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大门，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我掏出钥匙插进孔内，推开门，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客厅内空空如也，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去，一口气将楼上楼下跑了一遍，三百平方米的跃层室无一物，比被盗贼洗劫了还干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我惴惴不安地站在客厅内茫然不知所措。靠墙的博古架留下的痕迹还在，博古架对面是一圈沙发，沙发上面的墙上挂着廖天北亲手书写的一幅“为公民服务”的横幅镶在紫檀木框内，如今在墙上只留下一个长方形的白印。我下意识她拿出手机拨打廖天北的手机，竟然关机，一同出国的十几个人中还有许莉莉，我赶紧拨打许莉莉的手机，竟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