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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西北战事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康熙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布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乾隆时代，遇上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公元1755年，乾隆亲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贯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叛乱。由于乾隆准确判明形势，分兵而进，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支持下，将逃往南疆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往京城，却在痛斥其叛乱行经后，不但赦免其罪行，还封其为亲王，并留他在京城居住。此举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拥戴。
但噶尔丹策领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已持续了近70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
随后，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西南战事
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乾隆先后对大小金川用兵（大金川、小金川），都取得胜利；但是也打得十分艰辛，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30年，贯穿了乾隆统治期的中段。乾隆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万，才压服了这里的藏民。
乾隆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乾隆立即派福康安和海兰察率军迎击，并很快将廓尔喀逐出西藏。事后，乾隆反思西藏行政体系弊端，逐命福康安与达赖，**共同制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可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其中在经济方面如：
1《钦定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协议章程，是西藏历史发展上的划时代文件，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从此“进入全盛时期”乾隆帝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清廷首次整顿西藏经济秩序。
3把西藏地方的财政大权收回，由中央进行监督管理，并实行财政补贴。
4实行广泛的蠲免赋税政策，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如废止私用乌拉差役，减轻农牧民的徭役负担。清除不合理的差税，减轻边寨人民的负担。蠲免历年积欠赋税钱税，抚恤赈济灾民。核查官庄各项定额，限制领主代理人剥削超额地租。
5改革地方币制，自铸西藏银币。促进西藏经济和贸易的繁荣发展。
6改革对外贸易政策，由驻藏大臣合理管制内外商贸。
7对贸易实行合理课税，增加财政收入。注重利用外贸服务西藏民生。
8改善藏军的后勤供应，减轻西藏地方的财政负担。
对越战争
1787年，越南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末代黎朝国王出逃，寻求帮助以恢复他在升龙府（今河内）的统治。乾隆应允了他的要求并派出大批军队帮助他平定起义。1788年，清朝军队攻克了升龙府，但几个月后的春季，便遭到了阮惠及其所部发动的强烈攻势而再次沦陷。此后的90年中，对于越南事务和黎王及其家族，清政府只是作出了外交上的保护。
乾隆的军事扩张给清朝增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回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对苗疆事物处理
雍正年间，在鄂尔泰主持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原是极具意义，然则后果难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的势力仍是存在，而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
为平息这次苗乱，雍正下旨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然而，因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亦有些犹豫不定；“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的局面甚至是他准备接受张照所提出的“弃置”的想法；直到他驾崩，问题未得解决。
弘历登基伊始，便表明决不〃弃置〃的态度；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弘历原就会同亲王、大臣在苗疆事务处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决心平定叛乱，告诫前线将帅速速平叛，若不然，“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八月二十八日，弘历降旨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
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诏“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
十一月，张广泗抵贵州战场，经一番调整后，向弘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弘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
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
弘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
乾隆深知苗疆叛乱是有一点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难，要想苗疆安定，必须先收买苗族人心。他收复苗疆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抚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赋；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实行屯田；第四，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的官吏，必须公正无私，以减少苗民的抵触情绪。乾隆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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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外交
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1771年5月10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