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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一拍，很有力地接着往下说……
“到我们成功的日子，——还远得很！但不论怎样，我们开一个小小的五一节纪念会！一定很愉快！”
他那快活的样子，驱除了雷宾所散布的忧虑。
霍霍尔用手擦着头，不住地在屋里走着，眼睛看着地板说：
“您可知道，有时啊在我们心目中有种可敬的东西！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同志，大家都燃烧着同一的火焰，大家都很快活、善良、可爱，不必说话，大家都能了解……大家都像在合唱似的生活着，而每个人心里都在唱着不同的歌曲。一切歌曲都像溪水一样地奔流汇集，成一条江河，于是这条宽广自由的江河，流进了充满着新生活的欢乐的大海洋……”
母亲为了不至于妨碍他，不至于打断他的谈兴，所以努力地一动不动。她听他说话，总是比听别人说话专注，他的话听起来，比任何人的都容易领会，他的话，比任何人的都能更有力地感动她的心。巴威尔永远也不谈未来的预见，但是这种预见，却似乎是母亲心灵的一部分。在他的话里面，仿佛有一种普天同庆的未来的节日的童话故事。这种童话故事，向她照亮了她儿子以及一切朋友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醒悟过来，”霍霍尔把头一振，说道，“向你周围看一看……阴冷，肮脏！大家都疲劳，大家都带着杀气……”
他带着深切的悲哀，继续说：
“不相信人们，害怕人们，甚至憎恨他们！——这是令人可恼的事！人已经变成二重了。如果你只想去爱，那你怎么能办得到呢？如果别人像野兽一样向你袭来，不承认你是活着的人，在你脸上用脚来踩来踢，那你怎能原谅他呢？那一定不能原谅！不是为着自己个人而不能原谅他，——为着自己，我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是，我不愿意纵容强暴凶残的人，我不愿意人们用我的后背练习打人的功夫。”
此时，他的眼睛里，燃起一种冷火，他顽强地侧着头，更加决断地说：
“我不能原谅任何有害的东西，即便它对我并没有害。在地球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果今天我容话了人家对我侮辱，我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他并没伤害我，但是——到了明天，在我身上试过自己力量的他，难保不去活剥别人的皮呀。这样对于人，非得有不同的看法不可，非得狠着心，严格地把人们区别开来：这是自己人，那是外人。这种事情虽然正当，但是，这又何等地无情啊！”
不知怎么搞得，母亲忽然想起了军官和莎馨卡。她叹了口气说：
“没有筛过的面粉是做不成面包的！……”
“痛苦就在这里！”霍霍尔提高声音。
“是呀！”母亲说。在她脑海里，浮现出丈夫的身影，那是一个生了苔藓的岩石一般阴郁而沉重的身影。她又想象着已经做了娜塔莎的丈夫的霍霍尔，和已跟莎馨卡结了婚的自己的儿子。
“这是什么原故呢？”霍霍尔热烈地问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好笑的。这就是因为人世间不平等！让我们使一切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我们要把头脑和双手所产生的一切都平均分配！让我们使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恐吓和嫉妒，不再贪婪和愚蠢！……”
他们常常谈起这样的问题。
安德烈又进工厂做工了，他将自己全部的工钱，完全交给母亲。母亲也好像从巴威尔手里接到工钱一样，毫不介意地收下了他的钱。
有时，安德烈眼睛里满含微笑地向母亲提议。
“咱们读书吧，妈妈，嗳？”
她用玩笑的口气，固执地拒绝了他。他那种微笑使她觉得难堪，她感到有点受屈。她想：
“如果你是在笑，——那又何必呢？”
此后，她常常问他书里她所不懂的字眼。她问他的时候，眼睛总是朝着一边望着，装出一带漫不经心的样子。
安德烈猜出她在偷偷地自学，理解她的害羞心理，于是不再提议和她一起读书。
不久之后，母亲对安德烈说：
眼睛不行了，安德留夏。配副眼镜才好。”
“对啦！”他答应着。“那么礼拜日咱们一同到城里去，叫医生给您配一副眼镜……”
19
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微笑地将手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