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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老板娘心想，手指头打着毛线，心里却在检查着手上的工作，眼睛望着生客。“只要你多呆一会儿，我便在你离开之前，把‘巴萨’织进去。”
“你有丈夫吗，老板娘？”
“有。”
“有孩子吗？”
“没有。”
“生意似乎不大好呀？”
“生意很不好，老百姓太穷了。”
“啊，不幸的、痛苦的人民！还受到这样的压迫——正如你所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老板娘反驳，纠正了他的话，同时在他的名字上娴熟地添上一笔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帐。
“对不起，那确实是我说的，可你自然会这么想的，毫无疑问。”
“我想？”老板娘提高了嗓门回答。“我跟我丈夫要维持这个店面，已经够忙的了，还想什么。我们在这儿想的只是怎样活下去。我们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够我们从早到晚想个没完了，我们才不去想别人的事自讨苦吃呢。要我想别人的事么？不，我不干。”
那密探是来搜罗点面包皮或者制造点什么的。他不愿在他那阴鸷的脸上露出狼狈的样子，只把胳膊肘靠在老板娘的小柜台上，装作一副献献殷勤闲聊闲聊的神态，偶尔啜一口干邑酒。
“加斯帕德的死，老板娘，真不成话。啊，可怜的加斯帕德！”他说时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表示同情。
“啊呀！”老板娘轻松冷淡地说，“拿了刀子干这种事总是要受罚的。他早就该知道玩这种奢侈品是什么价钱，不过是欠债还钱罢
“我相信，”密探说，放低了声音。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他那张邪恶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表现出受到伤害的革命的敏感：“说句知心话，我相信这一带的人对这个可怜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和愤怒，是么？”
“是么？”老板娘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说。
“没有么？”
“——我当家的来了：”德伐日太太说。
酒店老板进了门，密探碰了碰帽檐行了个礼，带着讨好的微笑说，“日安，雅克！”德伐日停了步，瞪大眼望着他。
“日安，雅克！”密探重复。在对方的注视下显得不太自信，笑得也不太自然。
“你认错人了，先生，”酒店老板回答。“把我看作别人了。我不叫雅克。我叫欧内斯特·德伐日。”
“叫什么都一样，”密探笑眯眯地说，但也诱着狼狈，“日安！”
“日安！”德伐日干巴巴地回答。
“你进来的时候，我有幸在跟老板娘闲聊，正说起别人告诉我的事：圣安托万人对于可怜的加斯帕德的不幸命运表现了强烈的同情和愤怒呢。”
“没听见谁说过这祥的话，”德伐日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说完这话，他走到小柜台后面，一只乎放在他妻子的椅背上，隔着这道障碍望着他们共同面对的人。若是能一枪崩了他，两人是会感到痛快的。
那密探很习惯于他的职业生活，并没有改变他那不自觉的姿态，只喝干了他那一小杯干邑酒，啜了一口清水，又叫了一杯干邑。德伐日太太给他斟了酒，又开始打起毛线来，嘴里哼着小曲儿。
“你对这一带好像很熟呢。就是说，比我还熟，是么？”德伐日说。
“不不，不过想多知道一点。我对苦难的居民有深刻的关心，”
“啊！”德伐日含糊地说。
“能有幸跟你谈话，德伐日先生，令我想起——”密探接下去，“我有幸能把你的姓作一个有趣的联想。”
“真的！”德伐日淡漠地说。
“不错，真的。我知道曼内特医生放出来时是由你照顾的。你是他家的老仆人，所以把他交给了你。你看，我还算了解情况吧？”
“有那么回事，肯定，”德伐日说。他的妻子在打毛线和唱歌时仿佛偶然地碰了碰他的手肘，他明白那是暗示他最好还是回答，但要简短。
“他的女儿来后，”密探说，“找的也是你。她是从你手里把她父亲接走的，同来的还有一个一身褐色衣服、穿戴很整齐的先生。那人叫什么来着？——戴个小假发——叫罗瑞——是台尔森银行的人——把他接到英格兰去了。”
“是事实，”德伐日重复。
“多么有趣的回忆！”密探说。“我在英国跟曼内特医生和他的女儿都认识。”
“是么？”，
“你现在不大得到他们的消息了么？”密探说。
“没有消息，”德伐日说。
“实际上，”老板娘放下了活计，也不再哼曲子，抬起头插嘴道，“我们没有得到他俩的消息。我们接到他们平安到达的消息之后只收到过一两封信，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只顾着自己的生活—一就没有再通信了。”
“完全如此，老板娘，”密探说。“那小姐快要结婚了。”
“快要结婚了？”老板娘回答。“她挺漂亮的，早该结婚了。你们英国人太冷淡了，我好像觉得。”
“啊！你要知道我就是英国人呢！”
“我早听出了你的口音，”老板娘回答，“我估计口音既然是英国的，人也就是英国人了。”
他没有把这番鉴定看作是赞美之辞，只好努力招架，哈哈一笑应付过去。他喝完了干邑酒，又说：
“真的，曼内特小姐要结婚了。但对象不是英国人，而是跟她一样出生在法国的法国人。说到加斯帕德（啊，可怜的加斯帕德！太残酷！太残酷！），有一件事倒很奇怪。小姐要嫁的是侯爵大人的侄子，而加斯帕德正是因为侯爵才被高高吊起来的。换句话说，那人正是现在的侯爵。但是他在英国是隐姓埋名的，在那儿并不是侯爵。他叫查尔斯·达尔内先生。他母亲姓达尔内。”
德伐日太太平静地织着毛线，但这消息对她的丈夫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在小柜台后面打火点烟斗，可无论做什么那手总有点不听使唤，心里也很乱。那密探若是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或是没记录在心里，他就算不上是密探了。
巴萨先生这一枪至少已经刺了个正着，虽然它有什么价值还不清楚。此时又再无客人进来给他再显身手的机会，他便付了酒钱，走掉了。临行前他又利用机会温文尔雅地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德伐日夫妇再会。他离开酒店之后好一会儿这对夫妇仍然保持着原样没动，怕他又会回来。
“他关于曼内特小姐的消息，”德伐日低声说，他站着，吸着烟，一只手还在她椅背上，“能是真的么？”
“他那话很可能是假的，”老板娘眉毛扬起了一点点，“但也可能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一—”德伐日说着又住了嘴。
“如果是真的又怎么样？”他的妻子重复说。
“——而那件事又发生了，我们看到了胜利——那么为了她的缘故，但愿命运让他别回法国来。”
“她丈夫的命运，”德伐日太太跟平时一样平静地说，“会带他到该去的地方，让他在该收场的地方收场。我就知道这一点。”
“但是有一件事却很奇怪——至少现在是很奇怪的，不是么？”德伐日说，带着恳求他妻于承认的口气，“尽管我们非常同情她和她的父亲，她丈夫的名字此时却在你的手下，记录进了惩罚名单，跟刚才离开我们的那条地狱的狗在一起。”
“到了那时比这更离奇的事也会发生的，”老板娘回答。“我把他俩都记在这儿了，这是肯定的。他们各有各的帐，都记下了，那就行了。”
说完这话，她卷起了毛线活儿，把玫瑰花从包在头上的手巾上取下来。圣安托万人或者是有一种本能，意识到那讨厌的装饰已经不见了，或者是一直观察着等待着那装饰的消失。总而言之，不一会儿工夫人们已鼓起勇气往店里走来，酒店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
在这个季节里的黄昏，圣安托万人全体都要出门，有的坐在门槛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则坐到肮脏的街头巷尾。都是出来透气的。这时德伐日太太总习惯于拿着毛线活儿在东一群西一群的人之间走来走去：她是个传教士——像她这样的人还不少—一人世间若是不再产生这样的传教士就好了。女人们织着毛线，织的是不值钱的东西。但是，机械的工作可以机械地带来吃喝。手的活动是为了嘴和消化系统的活动。若是精瘦的指头停止了活动，肠胃就更填不满了。
但是她们的手指所到之处也正是眼睛所到之处，也是思想所到之处。德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