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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毒，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妖艳加自恋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做盟友而是当做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拜爱恋的女人苏雪林（苏原籍安徽太平县人，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赴台）。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