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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再读康熙、乾隆二位的诗，心情就和以前不大相同。徘徊御制诗碑前，不由得浮起几分敬意。何况，平心而论，字写到这样，诗做到这样，也就算很不容易了。
文津阁：凝聚着多少血泪和波涛
也许由于住处离得较近，又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几天之内，我几乎天天穿过绿草如茵的万树园和试马埭，走进文津阁小坐片刻。
这里是山庄里一个宁谧幽雅的所在：倚山面湖，园中建园；白墙环绕，重楼翼然；绿荫掩映，莺啭高枝；庭院无人，芳草自碧。楼前楼后各有两棵古松，阅尽沧桑，至今仍傲然挺立，俯视人间。嶙峋的假山倒影，映在楼前半圆形的小池内，错落有致。游人到此，总要向池中仔细找寻那堆砌假山时利用山石缝隙在水底映出的新月形倒影，赞叹造山人的巧妙心思。平静的池水中，浓云挽着一弯素月，为文津阁增添了几分清幽。
书楼东侧的碑石上，刻着乾降所撰《文津阁记》，点明此阁同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沈阳的文溯阁一样，是为了珍藏《四库全书》而建。二百年，风雨侵蚀，碑身和碑座都已有所损坏，有的字迹也已漶漫不可识别了。
坐在石上，望着这座皇家藏书楼，不禁引起阵阵沉思。文津阁楼上，凝聚了多少汗水和血泪；楼前的小池里，又汇集了多少文字波涛！
康熙皇帝是比较重视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但是到了他的儿子雍正皇帝胤，就一反“先王之道”，开始兴起文字狱。许多汉族文人留恋明朝，风起云涌的人民抗清斗争又加深他们的反满情绪，不免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白纸黑字，自然成为罪证。但确实也有不少并无反满内容，纯属一些无耻的告密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诬陷，也构成冤狱。“维民所止”的考题，告密者未必不知道是出于《四书》，为了邀功请赏，就上纲为“维”、“止”二字意在要去掉雍正的头，结果，考官查嗣庭自己因此被砍掉脑袋。已故史学家吴晗同志对明清两代的特务统治和文字狱曾有精辟而生动的著述，不料自己竟也成了江青、康生一伙大兴文字狱的牺牲品。
几乎同文字狱齐步前进，康、雍、乾三朝集中一批文臣学士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从乾隆38年到47年（1773～1782）花了整整十年工夫，编纂完成。清政府网罗了来自全国的五百多位文人学士参与其事，分别担任总纂官、总阅官、编纂、校勘、提调、缮书等等职务，其中包括戴震、姚鼐、纪昀、任大椿、王念孙、陆锡熊、费墀等知名学者。成书后，先是缮抄四部，后来又为江浙士子缮抄三部，藏之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一部《四库全书》，千秋功罪，如何评说？
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朝野上下，无不歌功颂德，誉为旷世伟业。弘历本人在叙述他下令编纂的目的时就宣称：“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文之名，盖如张子（即宋学者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大清一统志》上描写它“琅函琼册，辉烛霄汉”。文津阁的御制诗碑上，乾隆踌躇满志地题七律一首，自夸“名山藏实无过此”，说的大体也是事实。
解放以后，不少史学家在提到《四库全书》时，多强调它编纂过程中的消极面：清政府网罗知名学者文人编纂此书，是对汉族士大夫的一种策略或阴谋。让他们年年月月在浩繁的故纸堆中校勘考据，索引钩沉，青春伏案，皓首穷经，虚度大好年华，耗尽毕生精力，也就无心再去舞文弄墨，发泄故国之思了。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对那些“诋毁本朝”、内容“悖谬”或有“违碍字句”的，不断地用销毁、撤毁、篡改种种手法，大量地烧书、改书。十年中，共销毁“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余册。（比起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大规模烧书毁书，是小巫见大巫了。）从《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民间刻书家冒着危险偷偷地刻印的“禁书”，就成为藏书者视为奇货的珍本。因此，他们认为编纂《四库全书》之罪，同大兴文字狱也是不相上下的。
我觉得，还是鲁迅先生的评价比较全面、公允。
他说：“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尤其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者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作为定本。”
他也说：“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是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
鲁迅先生有褒有贬，有肯定也有批判。《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那五百多位为之淌过汗水、流过血泪，在文字波涛中经历过浮沉的学者们，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松云峡：留下了乾隆的内心独白
清晨的松云峡，寂无人影，鸟鸣上下，一阵松风吹过，更显得幽静深邃。一路行来，我在一块不太显眼的卧碑前停下脚步，细细端详。
碑上刻着乾隆皇帝从公元1775年到1798年这23年间用同一题目写的《林下戏题》六首诗。
对于这位老先生的诗，人们从来不敢恭维。有人在论诗时以他为例，说他一生作诗不计其数，但文学史上从未承认他是诗人，甚至都不屑于简单地提一句。这是真的。无论在他生前或死后，也从未刊行过《高宗御制诗全集》或《爱新觉罗·弘历诗选》之类的书。在北京故宫或江南一些名胜处，人们常常看到他的“御题”诗，但很少会读完全诗，更不用说记住它了。那种富贵天子的口吻，矫揉造作的字句，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令人生厌。即如这避暑山庄，触目见到的，大多数都是“二十年来衣食足，黔黎犹载圣恩宣”、“重忆琼筵陪色笑，金匙常抱手调羹”这类自我吹嘘、自我陶醉的颂诗，实在不堪卒读。
但是眼前这《林下戏题》倒非同一般，值得玩味，它多少流露了诗作者的心声：他的愿望和追求，他的烦恼和颓丧。
先看这第一首：“偶来林下坐，嘉阴实清便。乐彼艰偻指，如予未息肩。尖曦遮叶度，爽籁透枝穿。拟号个中者，还当二十年。”
落款是“乙未季夏下浣”。乙未是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那正是清王朝的最盛时期，也是乾隆本人煊赫的“文治武功”达到峰巅的时代。他乘銮舆顺松云峡的石板御道，出西北门去殊象寺、罗汉堂和普陀宗乘庙拈香礼佛，祈求大清朝国祚长久，他本人延年益寿。松下小憩，在左顾右盼、洋洋得意之际，想起几位已经告退回乡、归隐林下的文臣，不禁惹动了一些林泉之想。在末二句下有一条小注：“余尝立愿，至八十五岁即当归政，距今尚有二十年，方得遂林泉之乐耳。”
他虽想“息肩”，“遂林泉之乐”，但也许尚未选定继承人，还要在众多的皇子中仔细考察，因此以二十年为期。虽是“戏题”，也还是透露了一点心曲。
过了十年，过松云峡时想起前事，他又写一首。末二句是“迅矣称林下，一旬非远年。”再有十年，当“林下人”有望了。八年以后，在松云峡又写一首：“昔盼十年远，今知近二年。”很有点即将如愿以偿的欣喜心情了。两年以后，即乾隆六十年，他将皇位交给儿子颙琰（嘉庆皇帝），自己当“太上皇”，但觉得还不能“息肩”，在《林下一首四叠乙未韵》中，艰难地说：“天恩符获已，子政训犹肩。察吏贤及否，勤民吃与穿。”他还要继续训导刚继承皇位的儿子，似乎肩上的担子还不轻，但是却不愿触及自己的一块心病。
因为，就在他传位给嘉庆的十二天以后，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在湖北的宜都、枝江、宣城、襄阳相继爆发，举起反清大旗，粉碎了康乾以来“太平盛世”的局面。而且很快便冲破清政府军的围堵，攻入河南、陕西、四川，在中原大地燃烧起一股燎原的烈火。
毕竟言为心声。在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诗句里，我们开始感到他那惊恐、担忧、焦急和懊丧的情绪。在“四叠乙未韵”的次年八月，他到北山瞻礼两座梵庙回山庄后写的一首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