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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家里的一切全靠她，”爱丽丝说，“幸亏她丈夫不酗酒，不然我都不敢想象她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爱丽丝，”我插话说，“我对不起你。但请你相信，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一定承担我的义务。”
“你别急呀——我只是有点担心。不过现在失业的人真多。”
“不如中国的多，”我一笑，“中国流行下岗。”
“失业麻烦极了！”爱丽丝脸色仍然严肃，“比方说，哈佛广场上有很多无家可归者，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无家可归吗？”
我用心听着。
“有人是因为吸毒或酗酒，也有人本来有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了，没钱交房租，就被赶了出来。”
“如果不是吸毒或酗酒，只是失业，他们能再找到工作吗？”
“找工作要面试，公司再跟你联系——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公司怎么找他们？所以一旦无家可归，他们就很难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没钱租房子，就继续无家可归——这是个恶性循环。”
“存款呢？如果有存款，就能先支持一段日子。”
“存款不顶事。再说我们美国人通常没有存钱的习惯，买房子都是先住着再慢慢付钱。”
“那么他们无家可归之后一般住哪儿呢？”
“有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处。不过这不是固定住所，一早他们会被赶出来，只好整天四处游荡。”
爱丽丝的话让人沮丧。我们喝完咖啡往回走，又碰见那个卖零钱报的人。出于礼貌，我展开报纸读了起来。报纸上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写的诗。
“啊，上帝！幸运的先生——多么美丽的妻子！祝您晚安！”
四、卡拉和雪莉
跟爱丽丝约会一多，跟中国同学的来往就少了。爱丽丝跟着我参加中国人的聚会，一群人中，她经常是唯一的美国人。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般说汉语。（丁宜圆和徐国强还很客气，爱丽丝在场时，他们说英语。）爱丽丝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所以一言不发。有人说笑话，大家都笑，她也随着笑笑。一次爱丽丝坐在两个中国人之间，那两个人扭头用汉语交谈，她挺直身子，手叠放在膝盖上。我明白她的尴尬：那两个人对视，爱丽丝的感觉却是他们都盯着自己，仿佛她阻碍了他们的交流。
我只好坐在爱丽丝身边，给她翻译周围人说的话。可聚会上的闲话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时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一个并不好玩的笑话，爱丽丝问我他在讲什么，我勉强翻译几句，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还有一次，我和爱丽丝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野餐，人们聚在一棵大树下表演节目。有人朗诵了他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文章堆满了形容词，句句煽情，朗诵者的声音又富有磁性，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爱丽丝追问我文章的大意是什么，我急着小声说：“没什么大意，通篇都是瞎说。”
一场聚会下来，爱丽丝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们本来好好的，干吗找这个罪受？
有时也随爱丽丝参加美国人的聚会。这些聚会通常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桌上摆几大盘子甜饼、水果，几瓶柠檬水、橘子汁，人们各自拿盘子取些东西吃，三三两两聚着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宽泛——政治、体育、昨晚的动画片、电影明星。大家尽量显得诙谐风趣，偶尔也谈些有意思的东西。不久，我也变得“幽默风趣”，能跟他们谈笑风生。
不过，人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没兴趣，也极少谈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无非是最近忙什么，闲了去过哪里等等。如果有大事难以决定，只怕没人会跟一个聚会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声。爱丽丝认识许多人，绝大多数只是见面随便聊聊的交情。
“爱丽丝，”有一次我问她，“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跟我讲讲。”
“瞧你问的问题！生活不就是生活吗？”
“人们天天都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工作。”
“工作烦了呢？”
“工作烦了看电视——体育比赛、情景喜剧、真人真事秀。”
“还有呢？”
“不看电视就去舞会、买东西、看电影、读闲书，有钱的去旅游。”
我想了想说：“这样说来，生活挺无聊的。”
“生活到哪儿都一样。法国人说的：‘生活是一片劳碌和痛苦，中间撒了几点希望和欢乐。’”
爱丽丝注意到我对聚会没兴趣，也不勉强。我们时常单独相处。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缩小了，却更有意思。我们在路上走，碰见一只猫懒散地躺在几片落叶之间，爱丽丝就向猫招招手说：“你好，杰克。”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叫杰克？而且她可能是母猫，不是公猫。”
“我只是觉得他的名字应该是杰克。”
这时猫迷糊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爱丽丝叹道：“可怜的杰克！现在它还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
“冬天怎么了？它们不回屋里睡吗？”
“它们傻。它们喜欢睡在车盖上——车刚停下来，车盖是热的，它们就美滋滋地睡着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车盖比什么都冷，它们就都冻醒了，你说可不可怜？”
爱丽丝接着学了几声猫叫，逗杰克玩。她学得很像，杰克也叫了一声，算是回应。我也学了几声，杰克转过身，慢慢走开，理都不理我。
感恩节，爱丽丝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来波士顿玩，我也作陪。爱丽丝的这两个朋友从小跟她认识，一块儿长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学。其中一个叫卡拉，戴黑框眼镜，在计算机公司干活；另一个叫雪莉，做心理学咨询。雪莉是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卡拉和雪莉都比爱丽丝大，很会欺负她。据爱丽丝说，她们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爱丽丝，却从不听她的意见，一意孤行。
每逢圣诞节和生日，三个人就相互送礼。多年以前，雪莉给爱丽丝的圣诞礼物是nutcracker（坚果钳），做成木偶样子，面相各异，但都留着胡子，张开大口（等着胡桃落进来粉身碎骨）。如今她爱给爱丽丝买书，其中一本名叫《50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术》——书中的紧急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绝对不可能发生。卡拉总是送给爱丽丝化妆品或衣服的礼品券。
卡拉送礼务实，说话却愤世嫉俗。那天我们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很多频道在谈感恩节——火鸡、玉米、苹果馅饼等等。爱丽丝和雪莉正讨论吃什么饭好，卡拉突然说：“是啊，感恩节，长周末，火鸡，玉米。咱们抢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们快杀光了，然后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食物！’”
过了一会儿，一个频道播放公益广告，鼓舞人们向某慈善机构捐钱，资助非洲饥饿的儿童。卡拉又长吁短叹：“这些开明的绅士们！只知道号召别人捐钱。他们干吗不把自己的存款数额公布一下？”
爱丽丝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仿佛听卡拉说烦了，提议道：“咱们去唐人街买Kimchee吧？”
爱丽丝和卡拉都摇头。Kimchee是韩国泡菜，我喜欢吃，所以大力赞成。看我感兴趣，雪莉又介绍说Kimchee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源于山东，孔夫子还吃过呢！
我笑道：“这不足为奇，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啊，”雪莉说，“不过我妈妈说中国人只是发明东西，我们韩国人改善它们——Kimchee和方便面都是例子。”
雪莉以亚洲人和Kimchee为荣。她又说她们小时候，爱丽丝和卡拉一见到她妈妈就不停地问关于韩国、中国、日本的事。
“但她们根本不喜欢吃Kimchee。她们是美国人，怎么会理解亚洲人？我们有亚洲血统的人都喜欢吃Kimchee！”雪莉不满地说。
“是啊，”我点头说，“豆腐也是一样——那么好吃，美国人倒不喜欢，真是难以置信。”
爱丽丝和卡拉都说：“我们不是不愿意买宝贵的Kimchee，只是刚来一场寒潮，外面冻死了，干吗要跑去唐人街？”
我和雪莉只管竭力鼓动，说买些东西自己做饭，又美味又有成就感。最后卡拉和爱丽丝都动了心。
于是大家去唐人街。出了PHall大门，一阵风吹得人呼吸困难，脸上立刻麻了半边。女士们赶忙把羊毛大氅和羽绒服的帽兜套到头上。我自告奋勇，帮她们拿随身的小提包。等到了唐人街的超市，买了Kimchee和蔬菜、肉食，再出门一看，风更猛了，正卷下一场鹅毛大雪。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爱丽丝说：“要不在唐人街吃饭吧。宿舍那么远，肚子又饿了，麻烦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