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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没有专门的接待室，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往往会有一圈犯人围着看热闹。
“老大，你媳妇？”刀疤脸凑过来问道。
“什么媳妇，就是一女的。”李思明纠正道。
“怕没这么简单吧，我看你们挺般配的。只是可惜了，即使等你出去，都成黄脸婆了。”刀疤脸一脸“惋惜”道。
“滚一边去！”李思明没好气地一脚踢开。
劳改农场里的生活，相对于当过知青的李思明来说，只是累点苦点。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人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比水略稠的玉米面稀粥倒是不定量，饿极了，一人一顿能喝半脸盆。自来到劳改农场106囚室，李思明便“接管”了统治权，所有人不准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更不可能，保持房间内干净卫生，每个月理一次发，每个星期至少洗一次澡。用李思明的话说，至少要做到“星级囚室”的水平。犯人虽然颇有怨言，但联想到李思明的暴力手段，自动服从了，在监狱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有威信。
在106囚室，没事的时候李思明喜欢和囚犯们聊，在他看来，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精彩的，完全可以写一部传奇了。就拿刀疤脸来说，个人经历更加丰富多彩，他在解放初是“土匪”出身，还好只是小喽啰，手上没有鲜血，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也没有文化没有手艺，在家乡整日游手好闲，运动时屡次被当典型批判，吃尽了苦头。“文革”武斗时，刀疤脸看自己终于有了机会，在与别的派兵冲突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将对方占据的大楼烧个干干净净，好在没人遇难，结果便送到了这里。
与刀疤脸对应的，当属焦诚一样的“知识份子”，两部分人谁也看不起对方，刀疤脸这帮人说他们酸、假清高，那帮人却说刀疤脸这帮人粗鲁、下流。李思明很适应这个环境，跟刀疤脸学江湖上的黑话，也跟焦成聊物理学上学术问题，将一帮知识份子说得一愣一愣的。
这时已经是严冬，生产任务是打干苇子，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焦诚当年属于北京城有名的白衣书生，挺有几份才气，要命的是骨气也有几分，结果这样的人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有严重的胃病，他这样的书生干力气活实在不行，累得趴在地上冒虚汗。李思明看这样实在不行，主动帮他这样的完成每天的定额，这让他很是感激。中午，在冰天雪地里，又累又冷又饿的众囚犯，蜂拥着抢着午饭，天太冷，手套不敢取下来，不管手套上的泥巴也不管卫不卫生，狼吞虎咽般将窝窝头吃下去，在劳改农场，没有人比饥饿更让人感到恐惧了。嘴里吃着一个，就得把另一个赶紧揣到怀中依靠体温来保温。若不然，等你吃完一个，再去吃那个时，那窝窝头就会变成一个冰球。水，不敢多喝的，因为水喝多了，就会给自己找罪受，“方便”成了人人挠头的麻烦事。要光着手去解裤子和系裤子，会被冻坏的，所以人人炼成了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功。
相对于生活上的苦难，让李思明最难以忍受的是内心的折磨。李思明不止一次骂自己在政治上太幼稚，等撞得头破血淋才恍然大悟。1975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自己进了劳改农场的事情，再也不能够瞒得了父母。当两位亲人，好不容易打听到自己呆的这个偏僻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时候，望着父母憔悴的面容，李思明觉得很不孝，内心的痛苦却没人能够宽慰。自己成了反革命的事情，还是牵扯到了父母，父亲失去在工厂的车间主任职务，母亲也失去了会计的工作，双双在车间当了工人，干最苦最累的活。想到此处，李思明觉得更加悲哀，仿佛心在滴血，自己受再多的苦也不怕，怕的是自己的父母受到牵连。李思明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父母。
来看望李思明还有徐大帅和张华等人，他们几个也因为李思明受了不少罪，这让李思明很有负罪感。
武装连孙昌连长也来看过李思明，这让李思明感到很意外，现在人人都巴不得很自己划清界线。1974年春夏之交的那次“军事大比武”，孙昌的连部大出风头，但是除了获得一张锦旗之外，什么也没有变化，这让孙昌郁闷不已。
第五十五章 李思明的春天㈠
没有人能够知道李思明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李思明都不知道自己在想着什么，虽然坚信未来是光明的，但仅仅一年的劳改生活，让曾经乐观的李思明往往真的认为自己真的犯了罪。
自始之终李思明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千万蒙受冤屈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还好自己在牢笼中只不过呆这么两三年时间，相对于那些从50年代末就来到这里的“老反动”来说，自己太幸运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孟子的语录，李思明抄在学习笔记上面，以此来鼓励自己。
1975年很快就在李思明的自我安慰中很快过去。这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中，最引人众目的是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政治局、国务院、和军委工作，有些人惶恐不安；4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老对手蒋介石逝世；同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批判。
而对于李思明来说，1975年除了年纪大了一岁，什么也没有变化。相对于1975年的平淡，1976年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年，也是发生了最引人注目无数政治事件一年。这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让刚刚看到的希望的人民群众，又一次失望。
1976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痛的一年。
1月1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终年78岁，这年的清明节，北京各界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总理献花写诗，“四人帮”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这也是“四人帮”最后的表演。
7月6日，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元帅朱德，这位敦厚的长者在北京走完了他最后的旅程。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唐山被夷为平地，死亡24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以上。这给多灾多难的1976年雪上加霜，民间谣言四起。
9月9日，一代伟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一天恰恰是他领导秋收起义49周年纪念日。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依人民的意志，迅速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同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金秋的十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李思明“暂居”的劳改农场里，气氛从1976年上半年开始显得有点“诡异”：有人偷偷摸摸地传阅着“秘密文件”，有人在角落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研究着政治风向。1976年下半年的时候，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明朗，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份子”们开始有了说话的底气，不再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开始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意思，借着批判“四人帮”的胆气，发泄着对自身遭遇的不满。
尽管还有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威，但是众劳改们的待遇一天天好转起来，仿佛一夜换了新天地，有人害怕这些劳改们的报复，往日的声色俱厉换成了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要读书看报？没问题，阅览室随便进。要写反映材料？没问题，我帮你邮寄！想治病？我给你推荐最好的医院。突然改善了条件和待遇，劳改们还一时适应不了，万一要是政治风向又变了怎么办？双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和谐团结，一派大好局面。
大兴岛的五连知青们也在运动着，每天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谣言，让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四人帮”倒台后，副指导员徐学青惶惶不可终日，他将自己关进办公室，研究毛选，两天不见人也没有吃饭，他想从毛选中寻找中央是否有人反革命的答案。
徐大帅和张华等人却没有放过他，张华向他发炮了，他在阅报栏上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徐学青为什么不改名”。至于徐学青为什么叫徐学青，这全连的人知道。在以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