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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个，李书记就两眼放光：“是香港曾氏企业集团主席的曾先生吗？我们对他可是久仰了，他要是亲自来深圳。我们无比欢迎啊！”
刘副局长坐在一边，看着这两人你一言我一句的。将自己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又是庆幸又是叹服。
他是走运了，李思明本来是想抓住他这个出头鸟，好好地修理一番，好让后来人引以为戒，可没想到，这个出头鸟原来也是跟自己有过渊源之人。
事情变得很有戏剧性，那位刘小毛后来被他的叔叔刘福山刘副局长“大义灭亲”。亲自给捉了进去，这事后来还很是轰动一阵子，出来之后就被送回老家。刘副局长反而因此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是他想不到的，当初他只是想让救命恩人李思明消消气而已。至于那个所谓报警中心，他后来花了时间和精力进行相关的工作，这很显然是个十分不错的政绩工程，让他很快地在深圳公安系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而李思明的那篇“大作”。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果之一是，微星公司成了更受人“尊敬”的企业。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微星公司“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精神值得学习。这可不是李思明的本意。
第一百六十六章 舍得才行
李小明很幸福，因为他总能得到很多新颖的玩具。
这些玩具通常都是渡边和郑英洁等人从香港带来的，属于万国货。很精致很昂贵也很复杂。但是对于两周岁的李小明来讲，这些玩具无疑都太神奇了，于是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玩耍了一阵子之后，就喜欢做解剖实验，将一个玩具汽车或者玩具机器人拆成七零八落，然后试图组装好。对于这个年龄的小孩来说，大多数的结果是。怎么装也装不回去，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当他母亲杨月对那些精密的玩具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思明就派上了用场，展现一下自己的高智商和乐于助人的高素质，让他从小就试着崇拜一下。
无数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在面对记者，或者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都会这么说或者这么写：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将我父亲的最心爱的手表给拆散。然后探寻其中的奥秘！”
“小时候，家里唯一的一个收音机被我拆开，因为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有一个小人在里面说话。”
我们无法去寻根究底，这里面有多少真实性或者因果性。因为会拆玩具搞破坏的儿童每年都有千万，可是最终成为大发明家大科学家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无法弄清这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李小明当然比他的父亲李思明前世小时候要幸福地多。因为李思明小时候只有泥巴可以玩，要是也有玩具、钟表之类的可以玩，说不定中国就出了个爱因斯坦。
所以李思明很高兴地表示：“不错，从小就有寻根问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了。干脆改名李因斯坦得了！”
李思明是有感而发的。对于微星科技来说。他们在科技事业上是后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做着他儿子正在做的事。因为他们大多数只能瞄准先进国家和先进企业进行模仿和复制。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要担风险地，螃蟹只有先被证明了能吃。然后才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才去尝试。最后才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如何烹饪味道最好。红烧还是清蒸。花样百出，要看个人的口味，一不小心就成了“私家菜”、“招牌菜”。
就像人类的祖先。在第一次被自然之火将身上的毛发烧完。并被灼热皮肤甚至有人被烧死之后，才会用语重心长的语气教育后代：玩火者必自焚！
李思明和他地微星中央研究院除了在第二代通信领域属于前瞻性独创性研究之外。在大多数项目上采用地就是一种称之为“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的方式。进行科技创新。
“逆向工程”。顾名思义。一件成品。比如个人电脑，我们制造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将实物买过来。逐一剥离芯片的外层物质直到裸晶粒。用显微照相地方法取得布图设计的图形，从布图图形中逐一辨识每一个基础组件的类型及彼此间地连接，进而整理出原始设计地电路地工作。除非原始设计的电路有专利权，否则利用逆向工程所整理出来的电路，并不违法。
而“设计回避”是指针对有专利权的电路设计，详细研读其专利必要构成组件以及专利保护范围。进而回避其专利之部分，以新的组件和设计，设计出功能相同但并不侵害专利的新电路。这种作法是被鼓励地。甚至还可以申请新专利。
这就跟李思明常常拿过河那个事例来说明专利重要性是一个道理。你守着过河的唯一的桥。收过桥费。而我只要打通一个河底隧道。或者利用直升机飞过去。也同样可以达到过河的目的，或者我也可以修一座桥，只要这座桥的修建的材料、方法都跟你不同就行，这也是独属于我的方式。
以上是后来者向先驱者发起挑战的最佳途径之一。日本人曾经这么做过。韩国人现在正在这么做，他们将美国人的产品买回去。像李小明小朋友一样，大卸八块，加以研究。进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产品。李思明当然也可以做。鲁迅说，这个世界本没有路。走地人多了，便成了路。
这主要体现在微星公司地晶圆工厂。不同地研究团队以现有的设备工具为基础，进行反复地研究，通过“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进而在工艺方法、结构以及对应结构改进之上的制造方法的改进。这其中涉及到电子工程、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光学和机械工程。比如在化学原料上的选择、温度、浓度、压力、时间长短地控制，稍有变动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凝结着科研人员大量地智力劳动的结果。因此，这其中的独创的程序和方法都可以作为自己的专利而加以保护。
这都是要投资的，1987年对于李思明和他的股东们包括他的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一年，大量的研究团队一字排开。而花钱如流水一般。
李思明对此虽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账房先生，集团副总裁袁侯的脸色越来越差。香江电器公司不必说。在３月和9月新上了冰箱和洗衣机各一条生产线。这其中不仅要大量的招聘人手，进行培训，更要有大量的投资。结果是彩电挣的钱没有经过集团财务，直接就花了出去。收回成本恐怕还要有好几年，这还是往好的结果算。所以在年初集团一次性拨给渡边和张华2亿美金，从此断奶了。
而李思明直接管理的中央研究院。无疑是一个吞金的大怪兽，前十个月已经花费了三亿美金，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自然要付出代价。晶圆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月产两万片。除对外提供专用型集成电路外，还提供5英寸晶圆圆片，满负荷运行，所得的利润仅仅够支付所有工程师的高额薪水。科技攻关需要大量的投资。而留住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后者还是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什么也不用提。有了足够符合需要的人手，才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李思明可从没有过让工程师们勒紧裤腰带搞科研的想法。
“搞科研就像是吸毒。一旦沾上就欲罢不能。因为远大的目标总是诱惑着你。要是半途而废，那么以前大量的工作就白费了。要是一条路走到黑。那就是要不断地把大笔地钱投进去。还不一定达到目标。所以说高科技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也许等你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搞成了。发现这一技术在先进国家先进企业已经过时了。要么人家早已筑成了一个专利壁垒！”李思明后来这么说过。
令李思明感到欣慰地是头十个月，在晶圆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了三十项科技成果，这些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可以申请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本身又是一个复杂地工作。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是最重要地两个部分。撰写人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技术管理。而且还要懂各国的法律。
李思明一直很关注地三星公司在1983年宣布进军半导体领域年。由于半导体供给过剩，原先单价为４美元地64KDRAM最后跌至70美分，三星不得不面对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1987年，半导体价格重新回升，刚缓了一口气的三星马上遇到了另一个不小地麻烦。遭遇TI公司倾权诉讼，猝不及防的三星最后不得不支付庞大地专利使用费。所以李思明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保护。而应该放眼全球。形成自己地专利技术甚至标准。他见过地中国产业所遇到地无数教训。让他很清楚这一点，温室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