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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正在这时，主要演员因故拒演，不得不重拍他的全部镜头。《现代启示录》总共耗资三千六百万美元。在当时，这恐怕是美国制片之上最高的成本记录。这还不算，科波拉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完美，不惜一再返工重拍，胶片耗费达一百万英尺以上，历时三年之久。影片拍摄期间，科波拉整天不间歇地工作，饿了吃点三明治，体重掉了三十公斤。
1979年，科波拉赶在圣诞节前发行了这部影片。令人遗憾的是，评论界对这部电影一片死寂，他们竟然看不懂科波拉想在电影里要说明什么。观众们对这部高成本新片也并没有表现出科波拉曾经期待过的热情。影片没有收回成本，科波拉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庞大的广告宣传也没有为影片带来福音。该年度地奥斯卡奖角逐中，这部影片又榜上无名。不用说，这对于雄心勃勃的科波拉，是一个沉重地打击。后来，他再也无力独立投资拍片，只能更雇于好莱坞各大制片人，从执导影片中赚钱来偿还债务。到八十年代，科波拉几乎一撅不振。他辛酸地说：“我准备洗手不干了。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还要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作。我现在已经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只是在自己家里放映一些老影片自娱。”
“这个人很不错，我们可以高薪雇佣他来，给我当助手。我正好要拍战争电影，他在《现代启示录》中塑造的战争场面很经典，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李思明对这位“欠债”导演很感兴趣，科波拉现在很潦倒，但是李思明知道此人会再度一鸣惊人的，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来得要好。
让未来的牛人给自己当马仔地感觉很不错。李思明想。要是雇佣未来的美国总统，州长之类的，那该多好啊。李思明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是“别有用心”的李思明给别人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这个应该没问题，不过你真的要拍越战吗？”弗兰克尔问道。
“哦，不是，我拍的是二战。”李思明是不会去越战片地，“那一场战争我们都是正义地一方。”
美国人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年代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它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不安，以及价值观念的丧失和累累的精神伤痕。越南战争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越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热门题材。继电影《猎鹿人》之后，一系列震憾人心地越战片相继问世：《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河内一希尔顿》，《汉堡包高地》，《战争伤心云》，《早安，越南》，《失踪人员》，《野战排》等，它们凝聚了美国人对这场不义之战的痛苦反思，这些影片不仅轰动了美国也轰动了世界。所有这些题材的影片，为好莱坞带来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但是中国人的观点却不同，至少在李思明的观点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是为争取生存的空间而打的战争。李思明和他地队员们在丛林中流血牺牲，总不能因为美国人的观点而否定了自己。
“很久没有人拍这个题材了。”弗兰克尔说道，他有些担心，因为这个题材过去拍得太多了，他有些疑惑。不过他又想到李思明总是出人意料，就不再怀疑了。
“你有了剧本吗？”弗兰克尔问道，“我手头上剧本不少，可都不是二战的。”
“没有。”李思明坦白道，看到弗兰克尔惊讶的表情。补充道，“我曾跟格卢姆提过的。他现在恐怕已经完成初稿了。”
什么是主旋律？
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名词，也许是中国人创造的名词。提到这个词，中国人会想到董存瑞，想到了王成，想到了焦裕禄。
美国人不讲主旋律，因为他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他们可以借一位喜欢胡言乱语的名叫巴顿的人之口，说明只有美国人才能击败希特勒；他们让一位美国总统，身先士卒亲自驾驶战斗机，向外星人表明美国人是不可战胜地，顺便说明美国是地球唯一的守护者；他们可以让几名最多只有高中文化地美国矿工，搭载航天飞机，飞往一颗即将与地球相撞的彗星慧星，然后证明只有美国人才能拯救全人类。这是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抵制好莱坞的原因之一。
但是好莱坞并非都是如此直白的宣称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主旋律，首先，从影片的价值取向上来说，它总是避开国家，民族之间有着明显分收争论的敏感话题，而去表现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都容易接受的价值观念与心路历程。好莱坞电影中地低俗之作并不少见。但其中的优秀作品，的确在故事和角色的演绎中，表现了真，善，美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其次，好莱坞影片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艺术追求，它有着求新的探索，但不那么曲高和寡：有民族的特色，但不那么封闭与排它，它所苦心追求地是赢得最大多数观众认同的共同美感。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更具备超越性的规则，全球共同的行为规范。需要以最大多数的观众内心深处都可以接受的伦理，道德去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支柱。好莱坞电影的底色。正是这种伦理价值观与审美追求。这正是它拨动全世界观众心弦地秘密法宝，正是它在世界电影领域遥遥领先地根本原因。而被李思明称之为黑马的《母女情深》旨在以人生酸甜苦辣来诠释母女复杂亲情关系的温馨小品，家庭伦理道德的回归正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人内心需要的，也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主旋律”。
所以他们也能更含情脉脉地，充满人文关怀地让入个美国大兵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去拯救另一位大兵，然后说明“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并可由此上升到“人权高于一切”地地步。不要忘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那个勇敢的考古学家琼斯首先也是一个美国人。
典型是那部《猎杀U571》。创作者似乎刻意忘了其他盟国的功绩，甚至是技巧性地“夸大”了美国的功勋。此片在欧洲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偏激的言论干脆直指“美军从未在对抗Ｕ型潜舰中出过力”！一群平日奉行享乐主义的美国大兵，在战场上摇身一变成为尽忠职守的士兵。除了英俊的军官，导演还不忘了安排一个平日打理伙食地“黑人”临阵掌舵，还不忘安排一段美军格救德国士兵，反遭“恩将仇报”，最后不得不除之后快的桥段，于是，就在一连串精巧的烘托下，一部高举美国英雄主义的电影呼之欲出。
中国的观众已经被那些中国导演们永远没有新意的说教给惯坏了。以至于后来，“主旋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贬义词。为了表达对上一代人军事小说作家和战争题材导演的“鄙视”，中国的作家，编剧和导演们，在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中增加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地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这样的作品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观众的认同。
李思明准备拍那部八个美国大兵拯救另一位大兵的故事。这是美国人的“主旋律”，在李思明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些顾虑的，因为李思明在拍美国人的马屁，拍得还将会是很有“艺术性”的。
《肖申克的救赎》在中国国内被认为是一部“揭露美国司法黑暗的电影”。
《阿甘正传》被认为是一部“猫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腐朽与性堕落的电影”。
中国国内的影评在这个时代，还是抱着批判和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外国，包括李思明的电影的，李思明有些担心这部战争片国内会如句评价？
“歌功颂德？”李思明在心中预测，“都见鬼去吧！”
人们总是会为自己寻找借口。总是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不得以或者天经地义。李思明看得挺开，这不过是金钱的魅力占了上风。不过。这部电影还是将会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第八十五章 那个家伙又来了
格卢姆最近很风光，因为李思明，他被提名为奥斯卡最在佳改编剧本的候选人，而且呼声很高，顺带着自己的小说也是热卖。
他对李思明不仅是感激，而且是钦佩，正是李思明的创意，让剧本比原小说更加地吸引人，更让美国人接受和喜闻乐见。
“更应该获得提名的应该是李思明。”这是他内心的想法。所以当李思明和他谈下一个剧本的时候，格卢姆只能高山仰止了，李思明说的故事很吸引人。
格卢姆也是个“二战迷”，对二战历史曾经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