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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帝国历史上，以王翦王贲父子为轴心的王氏部族，与以蒙恬蒙毅兄弟为轴心的蒙氏部族，是公认的帝国两大功勋部族。若论根基，蒙氏尚强于王氏。蒙氏部族原本齐人，自蒙骜之前的一代（其时蒙骜尚在少年）入秦，历经蒙骜、蒙武而到蒙氏兄弟，三代均为秦国名将重臣，蒙氏子弟遍及军旅官署，且忠正厚重之族风未曾稍减。应该说，正是许许多多如蒙氏如王氏一般的正才望族的稳定蓬勃的延续，才成就了帝国时代的强大实力。而今蒙氏兄弟骤然被一齐赐死，其震荡之烈，其后患之深，是难以想象的。所谓震荡，所谓后患，集中到一点，便是对秦国军心的极大溃散，对秦国军风的迅速瓦解。自王翦王贲父子相继病逝，秦军的传统轴心便聚结在了以统帅蒙恬为旗帜的蒙氏军旅部族之上。蒙恬以天下公认的军旅大功臣而能被赐死，秦军的统帅大旗被无端砍倒，秦军将士之心何能不剧烈浮动？后人常常不解：何以战无不胜的秦军锐士，面对后来暴乱的“揭竿而起”的农民军反而倍感吃力，到了对项羽军作战之时更是一朝溃败，连最精锐的九原大军统帅王离都一战被俘？这里的根本原因，便是自蒙氏被杀后的军心溃散。蒙恬死后，胡亥赵高更是杀戮成风，国家重臣几乎悉数毁灭，军中将士不说多有连坐，便是眼见耳闻接踵连绵的权力杀戮，也必然是战心全失，虎狼之风安在哉！也就是说，作为历史上最为精锐强大的雄师，秦军是被自己朝廷的内乱风暴击溃的；其后期战败原因，并非后来贾谊说得“攻守之势异也”，或者说，攻守之势异也绝不是主要原因。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
蒙恬蒙毅之死的直接后果，是整个蒙氏部族的溃散。因蒙氏太过显赫，胡亥赵高李斯均有很大顾忌，故此未能像后来诛杀其余功臣与皇族那样大肆连坐。纵然如此，蒙氏部族还是立即警觉到了巨大的劫难即将降临。蒙氏部族素来缜密智慧之才士辈出，一旦察觉如此巨大的冤情绝无可能洗刷，立即便有了一个秘密动议：举族秘密逃亡。遍及军旅的蒙氏精壮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防地出走，咸阳的蒙氏两座府邸也迅速地人去府空了。合理的推断，蒙氏逃亡不可能重返海疆，而是南下逃入南海郡的秦军，投奔岭南大军的蒙氏族人。唯其如此，后来的赵佗大军不再北上挽救昏乱暴虐的二世政权，方得有合理的解释。当然，始皇帝当年的秘密预谋也是理由。然在此时，更合乎军心的理由，只能是对二世政权的深恶痛绝……
蒙恬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标志。只有秦帝国的蒙恬大军，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匈奴作战中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真正做到了秋风扫落叶，真正做到了苍鹰扑群雀。西汉盐铁会议之文献《盐铁论·伐功》篇云：“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列位看官留意，华夏外患自西周末年申侯联结西部戎狄攻入镐京，迫使周室东迁洛阳开始。自此，魔闸被打开，西北胡患在此后整个春秋战国秦的五百余年历史上，一直严重威胁着华夏文明的生存。秦赵燕西北三国因此而一直是两条战线作战：对内争霸，对外御胡。这一基本外患，直到秦始皇以蒙恬重兵痛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才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使华夏文明获得了稳定的强势生存屏障。显然，蒙恬长期经营北边而最终大驱匈奴，对于华夏文明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蒙恬大军夺取阴山南北的大战胜与万里长城的矗立，其后接踵而来的“楚汉”大乱时期，匈奴族群必将大举南下，华夏文明的生存将陷入无可预料的危境，其后有没有汉王朝有没有汉人，实在都是未知之数。蒙恬作为一代名将，文明屏障之功不可没也！
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种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