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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发展、革命风暴地酝酿，特别是西方列强的逼迫使得当下的中国非但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从容与镇定，反而一点一滴消解着中国回旋的余地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没有充足的机会可以挥霍，没有大把的学费可以缴纳。
第三次机遇注定是一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机遇。
别看光绪这副躯体已 40，但林广宇在穿越前毕竟不满50， 生，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都嫌浅薄，骤然成为人君，不啻于天壤之别。执政一年，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暗流汹涌，心涛起伏，几乎每一日都是考验。实践不唯出真知，亦催人奋进、使人成熟，短短一年，林广宇识见与心态所受锤炼强过寒窗二十年政治不是学出来地，而是干出来的。
康、徐、梁、杨、岑等辈只知道皇帝的恢弘大气与卓然用心，只钦佩于皇帝的成竹在胸与指挥若定，却不像王商一般能亲见林
处上书房时地潸然泪下最初以活命为目标，不得 齿、勉为其难，现在以救国为目标，不得不深谋远虑、殚精竭虑。
问题是，活一人易，救一国难！
事非亲历不知难，许多事只有身处其位才能体会的到，批阅奏章 时，林广宇每每能想起诸葛亮事必躬亲、身死五丈原地典故。
若以浅薄的立场，自然可讥笑诸葛亮不懂得抓大放小，不懂得知人善用，不懂得统筹安排，不懂得合理规划，对照司马懿的潇洒豁达，谓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但人们何尝去思考，以诸葛亮之智，难道真会参不透其中奥秘？实是因他身处一个不能输的境地，在每一步都不能走错的前提下，自然只有呕心沥血。
治国同样如此，中国若有美国的国力，林广宇这皇帝自然可以分外逍遥，即便决策错误，依靠惯有的良好机制与强大实力，总能够扭转过来。
偏偏中国积贫积弱已久！宪政改良作为中国摆脱桎梏、奋发图强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试验的余地，更没有失败后再来的豁达。因为民众和精英对于宪政的期望很高，对于改造国体，改良行政的愿望很迫切，他们没有林广宇凭空多出100的见识，他们只知道英国经验如何，日本经验如何却不知道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条件、基础还是环境上都是与中国不同的。特别是中国这个巨大的规模和相对程度上新式人才的匮乏更造就了自我变革的困难。
这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不足，要想凭藉远见卓识加以弥补，其代价亦远非人可知。而且，更令人痛苦的是，有时候上位者明明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是最适宜的，偏偏因为反对力量的强大而失之交臂，戌戌年的旧事就是如此令人扼腕叹息。
是故，每一样大政的颁行，林广宇都需亲自过目，甚至对各省 议局议事厅的建筑也提出统一要求：“其新建议事大厅宜仿各国议院模式采用圆式，以会厅中入，能彼此共见互闻为主，所有议长席、演说台、速记席暨列于上层之旁听等，皆须预备，其改造者，亦应仿此办理。”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建筑提出规划，实际却是在培养一个平等讨论、参政议政的环境，不依托与这样的场所，宪政氛围便难以达到。
从春至夏，林广宇一直与徐世昌、梁启超和杨度就《钦定 议局章程》反复斟酌，甚至达到字字计较的地步，同期爆发的诸多大事、要 案，外面看风高浪急，但他最重视、最紧张的还是 议局一事。
从形式上造就 议局易，在实质上造就宪政机关难。这难与易不但检验着朝廷立宪的真假，更决定着改良方向的进退。原本慈禧等人所属意的 议局方案是假立宪，是千方百计将 议局点缀成民意代表机关，实质为督抚控制机关的举动。为掩人耳目的行为，他们在《章程》中埋下不少伏笔。为破除这些伏笔，林广宇大刀阔斧进行了删革。
比如 议局宗旨在于“遵命旨为各省采舆论之地，指陈、质疑各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所谓“指陈、质疑利弊”，是指拥有议政权，所谓“筹计地方治安”，指针对本省预决算、税法等公务事项进行讨 论，但又明文规定“ 议局议定可行事需呈候督抚方可实行，采纳与 否，凭诸督抚”议员们辛辛苦苦论了半天，督抚大人一句不采纳就全完了。修正的《章程》便明确规定：“如 议局与督抚意见不一致，则由 议局将全案咨送资政院以待决定，资政院不能决议者，陈请圣 裁。”
又如，草案中督抚对 议局的监督权有专门规定，“如 议局议事逾权限不受劝告者，督抚可责其停会，若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或有害国家治安者，督抚可奏请解散”。修正后的《章程》规定，“若督抚对 议局所议或所决事项有疑问者，可提请资政院审议，如其不能决议或对决议不满，可提请圣裁，但不得干涉 议局日常行事。” 。 ： 衡，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应该也不允许 议局控制在督抚手中。 在这一方面，林广宇下的功夫更深。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八十三章 煞费苦心
更新时间：2008…8…23 17：40：06 本章字数：3172
为宪政推行的执行与表征机关， 议局理应发挥制衡 效，但作为国家机构的一分子而言，这种制衡、监督的权力需要充分保障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倘以空言塞责，只提供一句纸面上“ 议局拥有监督权力”的话语而不为行使这种监督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那这种权力注定只是自欺欺人的空话，也注定要沦为没有实际用处的橡皮图章。
作为穿越者，林广宇见识了太多“人民群众拥有最高监督权力”的空话和实行“党内监督”的虚话，对仅仅落实于圣旨中的制衡权力绝不会感到满意。
在宪政建设的最初阶段，在国民素质远达不到民主宪政的要求前，他无意尝试更无意推进大众民主。但 议局作为“精英民主”的载体，作为与各省督抚相互制约的机构，作为预备立宪的典型代表，不给其提供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显然有悖于宪政宗旨。
没有人是天生圣人，林广宇同样如此。作为小民，他自然渴望民 主，巴不得民主的权力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是“大民主”便越过 瘾。但穿越成为皇帝后，不管本意如何，他便是专制皇权的代表，只能用符合自身逻辑的方式来推进政治，站在这个立场，反对民主，提倡独裁，巴不得所有权力都集中帝王之手就是题中应有之事。慈禧之所以念念不忘搞假立宪，便是因为至死不愿意放弃这种最高权力之故。
但林广宇凭空多有100的识见与经验，知道继续推进专制皇权不但有悖于时代潮流。更有悖于政治利益最大化之目的。一味集权意味着日益孤立于其他政治群体。也愈发削弱自身地统治基础，在这层意义上考量，加强专制并不是巩固君权地有效手段。反而是一种自杀，集权的愈快，自杀的脚步越急，历史上载沣搞亲贵集权地结果就是自个把绞索套在自个脖子上。
只有让渡出一部分权力，让君权与民权实现宪政体系下的平衡，让精英阶层丰润到权力。最大限度地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的执政基础才是稳妥而积极的。权力分解、地方制衡，表面上削减了君权，实际上却是争取了更多拥护君权与民权平衡之士，也便巩固了君权。
因此，帮助 议局获得实际权力的举动实质是在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君权，他如何能不急？但急归急，下手还是要有思路。
后世经验告诉林广宇。虽然中国一直在明面上嚷叫司法独立，但只要司法机关所需地财政、用人两权一天不独立，司法真正独立便是空 话。同理推论， 议局若想真独立。非有财政、用人大权不可。
运作经费一条，《章程》原本规定：“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公费及书记长以下薪金均由督抚定之。从地方财政开支。”表面上督抚为本省 议局解决经费问题天经地义，但实际上可能使其利用规定公费及薪金的优厚或菲薄来对 议局要员进行拉拢或要挟，更有可能使其利用财政问题对 议局正常运作施加压力。
正副议长及常驻议员作为议员中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 议局的核 心，而书记长、书记等职员实际上是 议局办公处的专职人员，督抚若控制了这两部分人，就可能在实质上控制整个 议局局，也就可能损害 议局的独立性，更妨碍了行政当局与 议局的相互监督尽管这种监督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