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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第十七章 养廉
“首先，朕觉得本朝官员的俸禄还是稍低了些。以俗称百里候的七品知县来说，每个月俸禄只有七贯五百钱，全年合计九十贯。假设此县令为五口之家，以每人日食一升计，全年全家口粮约为米18石。除粮食之外，还有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即所谓副食约7贯。居屋花费不计，因为县令可住在县衙。然后再计算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疋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疋，共约为钱三贯。这些加起来，合计大约二十五贯。”
“若只图温饱，每年九十石的俸禄倒也绰绰有余。可是知县要管全县的税收、判案以及民夫挖渠修路等事，若是没有吏员、胥役、师爷、长随的帮助，地方政府的运作便无法畅通。其中师爷、长随完全由知县养活，而吏员、胥役也需要不时打赏，再加上当官的还需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这样一算，官员的俸禄其实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的生活。”
更何况，明朝官员的俸禄并不足额发放，一部分以布帛等实物代替，另一部分以大明宝钞代替（另一个时空里，整个明朝，大明宝钞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贬值）。这些因素，更是使官员们的收入隐性减少。
朱棣一向认为明朝官员因官俸微薄而贪污受贿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些类似——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朱棣始终想不通，朱元璋既然知道让性功能正常的男人在皇宫服务有可能会给他戴上绿帽子，那么他凭什么认为欲求正常而且又掌握极大权力的官员们会甘于贫困呢？
“不过，朕不会改动太祖所定下的官员俸禄制度……”
吏部尚书蹇义皱着眉问道：“皇上难道打算以赏赐的方式增加官员的收入吗？若是日常随意打赏，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很难同沐圣恩，这样便与皇上的初衷相悖了。况且，身在帝阙之侧便容易获得赏赐，容易让人生怨望之心。若是定下制度每年派钦差替天巡视并且打赏地方官，却又会增加额外的费用。”
杨荣悄悄撇撇嘴，然后站出来说道：“皇上，臣认为皇上打赏干练官员很合适。皇上可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必须进京述职由皇上接见后方可转任或升职，然后，皇上便可根据吏部对地方官员或卓异、或中平等不同的考语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样做，还可以更加激励官员们的进取之心。”
听完这些话，朱棣不由失笑。杨荣原本叫杨子荣，由于性格警敏通达，且善于察言观色，很受朱棣的喜欢，因此朱棣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杨荣心里的小九九，朱棣也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
明初“三杨”之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但他的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可见，杨荣是颇为贪财的。
对于官员贪财朱棣自然不可能喜欢，但对此他也算不上疾恶如仇，因为，具体情况毕竟要具体分析。以杨荣为例，一方面明朝官员的俸禄确实低，光靠正儿八经的俸禄过日子确实有点紧。另一方面，杨荣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他对国家边防做出的贡献，若是用货币来衡量，绝不是那么区区一点俸禄所能够表达的。
如果朱棣真的以赏赐的形式来增加官员的收入，那么对杨荣自然非常有利。杨荣身为内阁成员经常能够与朱棣接触，而且，在内阁之中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因此格外受宠。若是随朱棣的心情打赏官员，杨荣官衔虽然颇低，但所获多半会超过一些一二品的大员。
虽说是出自私心，但杨荣关于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后必须进京述职的建议朱棣却打算接受。乱世中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军权，而和平年代，最大的权力却是人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