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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随即停下。车上跳下来天蓝和另一个年轻记者白宇驰，走上前来，远远的就道：“楚市长过年好！”
楚天舒待两人走到近前，才道：“新年好。”
顿一顿，又道：“我今天是家庭活动，所以没有通知你们，谢谢你们一番好意，但是我想各位还是请回吧。”
白宇驰为难地说：“这是我们的任务。”
楚天舒问：“谁安排的？”
白宇驰道：“政府办。”
楚天舒道：“那好，你就说是我说的，不让报道。”
天蓝半天没说话，这时接过话来说道：“楚市长，您是公众人物，不能拒绝媒体报道。”
楚天舒乐了：“你那是西方的那一套新闻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
天蓝道：“楚市长，三江老百姓对您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和农民一起过年，这是多好的新闻啊，您就算成全我们，送我们一条好新闻。”
楚天舒见两个年轻人为难至此，心中不落忍，便道：“那好吧。但是有一点，家属不能报。”两人正欲再说，楚天舒手一挥，径自上了车，扬长而去。
其实按照楚天舒内心深处的想法，电视台报道一下也不算什么，他喜欢自己在公众面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会发脾气，也会掉眼泪，会工作，也会生活，有能力让三江改头换面，也有能力让老婆孩子开开心心，而不是一个只会开会和讲话的机械人。但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他想起了老教授王一飞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只要是能意识到，就会刻意地收敛些个性，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天性带来的东西，有时候藏是很难藏的。
那户农民住的村子离榀安县城不远，穿过县城走了二十分钟就到了。村里面比较富裕，路是大家摊钱摊工共同修的，用砖头竖起来，一块挨一块垒成的，一条淡红色小路蜿蜒着伸向村子深处，看上去煞是整齐美观。刚一到村口，楚天舒就让司机把车停下，小王不解但还是依言停车。楚歌就问：“干吗不开进去呢？走路多冷啊。”楚天舒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拉着楚歌的手，一边带头往村里走，一边道：“听爸爸给你讲，修这些路，本来都应该是爸爸的工作，可是市里没有那么多钱，他们只能自己拿钱来修路，这砖路是很脆的，总是有重的车压它它就会裂开。所以爸爸拉你下来走，就是不想让咱们的车把路面压坏。”
村里来了西装革履的城里人，早就有小孩子跑来跑去报信，长泰老汉带着一家人红红火火地迎了出来，沿路的大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了，人们或坐或立，好奇的指点着长泰家的贵客，很快，消息就从长泰的孙子那里得到了证实，这就是上次到村里来看麦子答应老长泰要和他一起过年的市长，真的来了，还带着老婆孩子，瞧那闺女长得多俊哪，脸蛋红是红白是白的，还有两个大小伙子，扛摄像机的都知道，那是拍电视的记者，还有一个，那是保镖……
楚天舒紧紧拉住老长泰的大手，问候道：“长泰大爷过年好啊？”老长泰喜的连连点头：“好好好，楚市长过年好。”楚天舒叫过楚歌，给老长泰介绍：“这是我闺女。”楚歌亮亮堂堂地叫了一声：“给爷爷拜年了！”老长泰喜道：“好闺女，来爷爷给的压岁钱，拿着！”从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塞在楚歌手中，楚歌忙推让：“不要不要，我都多大了，还压岁呢。”老长泰不悦道：“多大也是孩子，爷爷给的压岁钱是辟邪的，小鬼一看见就跑了。”楚歌笑的不行，只看楚天舒，楚天舒道：“长者赐，不敢辞，收下吧。”老长泰忙招呼几个小孙子给楚天舒夫妇拜年，拜完年，甄倩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百一个的红包拿出来派发，孩子们领了红包，呼啸着一哄而散。老长泰自觉面子十足，从里到外泛着红光。
一行人呼呼啦啦回到老长泰的院子。村支书，村主任也得到了消息，在老长泰家里等着了。楚天舒一见，就说：“说好了啊，今天就咱们这些人，消消停停过个年，谁也不许通知乡里和县里，他们要来人，我可走了啊。”村干部们不熟悉楚天舒的说话方式，连声道：“可不敢、可不敢。”楚天舒进到里屋，看见是火炕，也不用人让，脱了鞋就上了炕，村干部和老长泰也跟着上了炕，盘起腿来，说话就随意多了。
楚天舒也不问收成，张嘴就说：“有上访的没有？”村干部一惊，以为楚天舒问今年这个村里有没有到处上访给市里捅漏子的人，忙把头摇的拨浪鼓也似：“没有、没有、没有。”
实事求是地讲，楚天舒起初只是想和妻儿体会一下乡野年俗风情，并没有打算来个现场办公，但是从进村的那一刻起，楚天舒忽然觉得惭愧。仅仅因为自己是市长，就让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出村迎迓，自己到村里只是想玩上半天一天就让他们高兴成这样，而自己为他们做过什么呢？连路都是他们一块一块垒起来等着自己走的，自己这个一市之长走的就那么心安理得吗？楚天舒看到一些文学作品也好，报刊上的报道也好，都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在现代社会，要靠制度来维护正义和公理，而不是靠清官，那种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微服私访，拦路喊冤，清官断案都是有悖时代精神的封建社会的产物，不是现代的党政官员所应效仿的。楚天舒对这种观点一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完全同意只有健全的司法、行政、社会保障制度才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所有公民的最终福祉所在，但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真的就可以和那些封建时代“清官”采取的种种方式一刀两断了吗？中国毕竟有着九亿的农民，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任何制度的建立健全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楚天舒觉得，在制度还不够健全的时候就轻言反对现代清官，是一种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拍着良心说，哪一个人愿意放弃自己正常的生活，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地一趟一趟上访，看一张张冷脸，吃一次次闭门羹，就只为了给各级领导干部添堵？没有人！都是欲哭无泪，欲告无门，欲说无人听，欲死无处投啊！制度还没有可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利益，又反对其他途径，衙门进不去，还不许拦轿喊冤，那不是把百姓往死里逼吗？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最容易感动的，他们要的常常并不是额外的权利，而只是现有的利益别被损坏，甚至损坏了也没关系，只要一个说法，甚至没有说法也没关系，只要别再受气。清官不是封建时代的专利，只要制度还没有完善到天衣无缝，老百姓就会永远呼唤清官，渴望清官。其实清官也好，制度也罢，根本不是有些人坐在书斋里想的那样是一种有此则无需彼的关系，说到底都是互相补充地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心里没有群众，怎能做清官？心中没有群众，努力完善制度又为何来？这不是口号，而是一条最朴素的道理。想通了这一点，楚天舒就不怕有人笑话他学包公微服私访。
楚天舒笑道：“我知道平时你们有问题想找个地方反映也找不到，今天这么好的机会，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见楚天舒这么说，村上的人倒不好意思起来，老长泰大声说：“楚市长辛苦一年了，今天到我家来做客，就让他好好过个年，谁也不许跟他这告状！”楚天舒笑道：“明白了，你们是要反映村主任的情况，他在这儿，没人敢说。”大伙嘿嘿地笑了起来，一起看向村主任。村主任急得红头涨脸，百口莫辩。
家常里短的拉了半天嗑，已经到中午了，楚天舒看出来这两个村干部都是老实人，倒是老长泰相当外场的，便对老长泰说：“上次来你们村参观的是你家的鳖塘吧，今天中午还不捞一只喝酒？”老长泰豪爽地道：“一只哪够吃，足足备下了三五只，只是乡下没好酒，自己酿的红薯酒。”楚天舒喜道：“好好好，二十多年没喝到红薯酒了，我来下厨露露手艺，好配得上你的红薯酒啊！”说着下了炕去灶上。
楚天舒看到灶上已经升上了火，大锅盖子盖着正在炖菜，浓浓的鳖肉味道顺着锅沿往外跑，细一闻，还有鸡肉的味道，知道是那道做鳖的经典名菜霸王别姬。看来老长泰是个灵光人，养鳖不光会养会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