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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杜月笙由８年抗战谈到“一二·八”、“八·一三”，上海市民抗战情绪之高涨，捐输支援之热烈，谈到杜月笙一手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地方协会”，谈到他迁居重庆，谈到他直抵淳安。上下古今，天南地北，杜月笙的话匣子一下打开，滔滔不绝，一谈就谈了两个多钟头。朱文德和万墨林看他精神甚佳，固然私心窃喜，但是又察觉他这种情形似乎是有点反常，当下两人心里便系上了一个疙瘩。
中午１点钟，吴开先如约而至，杜月笙亲自迎到客厅，握手寒喧，十分欣愉，随即开洗尘之宴。一席欢宴，从１点钟吃到了下午２点多钟，一桌人正在开怀畅饮，兴高采烈；多年老友，每天都要到杜公馆吃中屈的秦大律师———秦联奎，这一天迟到，却赶上了众人并未散席在座诸人含笑相迎，佣人安排好座位杯著，秦联奎便参与盛宴，秦大律师之来使接风席上又起高潮。
喝了杯酒，吃几筷子菜，秦联奎偶然向杜月笙望望，脱口而出地说：
“月笙哥，你这几天见胖啊！”
“胖？”杜月笙听了便是一怔，他伸手摸摸自己的面颊，皱起了眉头说：“恐怕这不是胖啊，是我脸上浮肿了呢。”
于是众人异口同声，一致的说杜月笙近两日确实胖了。万墨林尤其一再强调，杜月笙今早谈国家大事，一谈便是两个多钟头，此刻坐席又有一个多小时之久，精神饱满，丝毫不露疲色，因此他说这是最近以来极其罕见的情形。
尽管众人都在善为譬解，多方安慰，然而，杜月笙脸上的欣快之色渐渐消尽而去，换上了愁容满面，疑惑不定，他喊声杜维藩：
“去给我拿面镜子来！”
杜维藩应声离座，到内室去找了面镜子，递到杜月笙手上。杜月笙揽镜自照，细细端详，等他放下镜子招呼客人用菜时，在座的人都看得出来，他已笑容牵强，无精打彩，和几分钟前判若两人。
又勉强坐了片刻，杜月笙便推说困倦，他要进去午睡。在他来说，这又是极不寻常之举，因此，他回房间便留下满座佳宾，相顾愕然。
这一天是阴历６月２１日，距离杜月笙６４岁生辰只差２３天。
就从一句“月笙哥你见胖啊”开始，杜月笙闷闷恹恹，了无生趣，家人、亲友想尽方法使他开心欢喜，却是一概不生效力。
２８日上午，１１点钟，朱文德又到，杜月笙把他喊进房间，交代把门关上，他十分机密的告诉朱文德说：他有一笔美金，交给远在美国的宋子良，请宋子良代为投资，宋子良说是把这笔钱买了美国股票，倒还赚了些钱。他叫朱文德代笔，写一封信给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请他把股票生意的经营情形，开一份清单，尽快寄到香港来。
朱文德代杜月笙把信写好，发出去了，吃过中饭以后，他先回家打过转。
晚间，袁国梁又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命袁国梁留下，陪他在小房间里吃煨面，突然之间他眉头一皱，向袁国梁摇头苦笑，说道：
“吃不下去了。”
袁国梁赶紧起立，双手扶起杜月笙，嘴里在说：
“‘老夫子’，我扶你回房间休息。”
杜月笙用力挺了挺腰，身子却仍不能起立，于是他喃喃自语：
“怪呀！怎么我这两只脚一下子变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哩。”
袁国梁便多用点力，将杜月笙半抬半挽地送回了房间，服侍他睡下，杜月笙睡到了床上，好像自己也觉得诧异，他连连摇头，自言自语：
“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
坚尼地杜公馆立即陷于一片紊乱，姚玉兰和孟小冬闻讯匆匆赶来，趋前急问，惶恐之色溢于言表，于是杜月笙吩咐家人说：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
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
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这时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门徒，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哪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地说：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了中汇结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口，他只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只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为难他，于是，杜维藩住进了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但是，他立即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领头人，是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效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暗中展开了斗争，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为稳定上海，广为宣传，尽量扩充业务。杜维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尽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
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金荣，听黄金荣向他诉说自己的悲惨际遇，当共产党展开清算斗争与公审时，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在中汇的工作的中共课长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那名课长不知有诈，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买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来，所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己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杜月笙增资原本是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回转，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做保。
结果，这件事被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犯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家的安危，刘寿棋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以后在共产党指定的日期之内赶回上海来。刘寿祺的帮助使杜维藩深受感动，随后果然他不久就领到了路条。这一下杜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