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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3月14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盯上航运业(3)
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肃立的吴老么说:
“你晓得吧?我这次是特为找你来的!”
吴老么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老太爷,我怎敢当?”
“上海有个杜月笙,”高士奎问,“你听说过没有?”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吴老么答道,“就是至今不曾瞻仰过。”
“这位朱信科先生,”高士奎伸手一指,“就是杜先生的要好朋友,杨管北请来当代表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在办大达轮船公司,大达的船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看到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顾啊!”
“请老太爷放心,”吴老么慨然承诺,“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就这样,三言两语,打开了苏北航线,甚且远远伸展到蚌埠,清江浦之间。待高士奎回到上海,杨管北立即开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另行筹组达通小火轮公司,航行皖北、苏北各线,只载货,不搭客。他设立各地分支机构尽量起用青帮人物,譬如蚌埠办事处请“大”字辈的夏金贯主持,清江浦有“大”字辈冯守义坐镇,扬州、镇江则以通字辈向春廷总管一切。凡此青帮人物一概以经理名义月支薪水大洋200元。但是实际业务杨管北仍得另外选派有经验的人负责办理。
然而,第一次航行就出现了惊险镜头。达通小火轮公司的一艘船驶到了柏树湾,这一带因为地形关系,河道曲曲折折,成之字形,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之地。这时行驶于这一地区的船只俨然一条长龙,形成船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船只,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还一连拖了十几条木船。
船队驶抵柏树湾,大概是夜晚九、十点钟光景,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之间,岸上响起清脆嘹亮的枪声,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
“把灯熄掉!人回舱里去,谁敢探出脑袋,枪就不认脑袋!”
月黑风高,碰到强盗,这时恐怖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点。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员工水手,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受惊吓了许久,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轮只上哭喊之声不绝于耳,自己的船上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有胆子大些的探首外望,两岸静悄悄,不见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土匪得手以后就撤退了。当夜他们疑惑不定的各自去睡,第二天清晨一问,果不其然,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货物和行李全部被劫走了,惟有达通公司的船在匪徒们眼中好像不存在没看见似的,秋毫不犯。
随后,达通公司等于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土匪不会来抢的,消息迅速传开,托运货物的主顾纷至沓来。达通苏北航线的建立和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盈余直线上升。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愈赔愈深,两败俱伤。因为凭杜月笙和通达公司的杨在田、陆费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他闲话一句,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的。然而说也奇怪,当杨在田、陆费伯鸿蚀了不少钱后,眼见杜杨上任上场,笃笃定定地在等杜月笙递过点子过来拜码头,谁知杜月笙闷声不响,声色不动,丝毫没有展开谈判,讲讲斤头的任何迹象。
起先他们很纳闷,后来恍然大悟,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3000万的活动能力。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着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于是,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盘算盘算成本,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却不出口,他振振有词地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管。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3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大通情势危急,只有照办,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3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63%,大通公司占37%。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熟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这样,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了。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55%,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