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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3）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怿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
甘格林眼看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方才说过，他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的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时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牒，请１９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冲突老早造成了，结果是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１９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变，悍然地说：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
“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华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否则，那就不公平。”
“华方撤兵，”杜月笙高声地问：“闸北地方秩序，由啥人来维持？”
日军代表抗声答复：
“可以商请中立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派军警暂时驻防。”
杜月笙再进一步地问：
“包括那些地区呀？”
“包括日本皇军现已占领的华界地区，和１９路军驻守的防线。”
“这便是日方的条件吗？”
“最低限度的条件。”
日军代表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使杜月笙很生气，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护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１９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地说：
“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侯，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经过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当天，吴铁城采取两项行动，其一，是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市政府代表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
仗势欺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
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
“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１９３６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１２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３４３０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