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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抵关内餐风露宿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2）
当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来，杜月笙大为兴奋，他启动邀集一批朋友，说：“东北义勇军孤奋斗，喋血抗战，后方民众应该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
大家听了非常赞成，经过这一批朋友出钱出力，他们第一笔便募到了１０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杜月笙还有心继续劝募，并且想派人亲赴黑龙江慰劳义勇军，看看他们能帮什么忙。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发动全面进攻，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
，后来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转进西北边陲新疆，杜月笙才怏怏作罢。
对于援救大批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办理长江水灾赈济举行平剧义演，他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借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购“名拨选举”，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并亲自指点一切。这为期一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２０万余元的赈款，杜月笙将之全部如数交给赈交济委员会，汇到北方去救济难民。
既要暗中指挥上海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的斗争，又得风尘仆仆地在沪杭道上主持义演募捐，杜月笙在这一段时期，食少事繁，辛苦万分，于是一些手下人劝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问他何苦这样不顾性命的忙碌紧张，杜月笙听后，双目炯炯地瞪住他说：
“若不如此，我们便死在这里！”
到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份，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书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抗救会不屈不挠，继续纠葛旅沪日侨，１月１８日，重大的冲突爆发，成为“一·二八”淞沪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时，有５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３天后，２１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１月７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了，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１２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
“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而就在吴铁城、杜月笙通电话的时候，河北、虹口两区的民众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挈带细软，扶老携幼，像浪潮般地拥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两区街甫十室九空。这些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现，是以此说明他们对日本人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动一概不提，单说在那尽弃所有、绝不事敌的紊乱行列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谁也不敢想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绪，制止一切所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怒潮高涨至极的时候，莫说上海市长没有把握，即令出动全上海的军警弹压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当吴铁城说明了当前困难症结之所在，连上海滩上以“闲话一句”驰誉于世的杜月笙不禁也为之踌躇迟疑，不敢承诺。他考虑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复吴铁城说：
“这一件事，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否绝对做到，我想随便哪一位也无法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从放下电话听筒开始，我会千方百计尽力而办。”
得到杜月笙这样的答复，吴铁城已经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