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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橡胶股票风潮致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资金，套购了大量的橡胶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1）
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节节推进，一路势同破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外加上相继被侵的热河省将被日本皇军全部占领。日本正向中国大陆“胜利进军”，此一事实使所有旅华日人气焰高掇，趾高气扬；他们深信整个中国大陆俱将沦为日本的属土，因此，当上海高揭抗日大纛，全面抵制日货时，大小商店争先恐后地退回货物，旅沪日人便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骄狂的气焰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也迅速的组织起来，设法对抗，凶残横暴地发动攻击。———这便是“一·二八”事变前夕的上海情况，中日两国国民壁垒分明，敌意
甚深，他们在从事淞沪之役爆发的前夕，中国人和日本侨民相互敌视，咒骂、打架、械斗，甚至于破坏和暗杀，纵火、爆炸。
１０月１２日，杜月笙在家里得到消息，下午１点钟，日本人将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于是，他开始做一连串的部署，于是，上海的日本人遭到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
１点钟，日人“居留民大会”准时集会，出席的日侨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人之多，会场情绪是冲动、激愤、骄狂与跋戾嚣张，他们决议上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并且彻底解决中日问诸悬案！会场日人群情汹涌地宣称：“为达成上项目的，我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
３点多钟散会，他们又举行示威游行。
大队日侨沿北四川路拖逦向南，他们在行经美租界地段时，中国人默无一言，并无反应，但当他们游行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时，游行队伍中的少数青年再度跑出行列撕毁路旁的抗日的标语，于是，愤怒的中国青年立即高声喝打，飞快地冲上去抱以老拳，而且在转眼之间从两侧店铺里冲出来更多的愤怒群众，“打东洋人”的喊声响彻云霄。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畏缩了，他们掉首逃回租界，被截留住的人则勉力招架，中国人已经得手，公安局的警察方始一涌而出，就地劝散。与此同时又有公共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事出偶然”的中日民众第一仗，是日本游行大队遭到迎头痛击，四下溃逃作鸟兽散而中国民众则打了人又出了气，最妙的是，英捕房巡捕以“保护”为名，捉去了三名日本青年。
东洋人逃回家中气喘咻咻，大不服气，于是又频繁接触，计划出动反击，然而，他们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挨了当头一棒！
全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一律拒绝跟日本人做生意。买不到米和煤，使东洋人马上面临断炊的危险，于是他们大起恐慌，而且气忿难忍，但是他们却又不敢动蛮，只好动文的，与米店、煤店老板进行理论。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每家米煤店的附近都有怒眉横目的壮汉逡巡，如果他们不是劳工群中的英雄，便是白相地界里的打手，他们的任务是对煤、米店加以监视，同时制止日本人的吵闹和纠缠。
孰不知，这些暗中组织者和巡逻的打手全是杜月笙的部属。
从１０月中旬开始，零星的斗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外交当局提出的抗议不绝如缕，闸北江湾一带对于侨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来说几乎已成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结队，徒手的日本人简直不敢外出。“打东洋人”成为上海市民成天挂在嘴边的兴奋口号，连三尺童子也晓得“敌忾同仇”“抗日救国”。
有一天早晨９点多种，公共租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疾驶而过，路边有一个小孩冲上来高喊：“打倒东洋人！”这名日本人愤怒之极，下车一耳光将小孩甩倒在地，然后匆匆逸去，街心立刻麇集大批气冲牛斗的中国人，恰巧有一部汽车满载日人而来，于是汽车被中国人拦住，车上的日人池鱼遭殃，全部被中国人打得一身是伤。
而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１０月２８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购买耐火砖瓦１４６００余件，日本人保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士兵护送货物，但是“抗救会”浦东检查所迅及获得厂内工友告密，２８日这批砖瓦将要分装五艘驳船，曲安宅军艇护航运送。检查所为此订定了精密的计划。
于是新井洋行的砖瓦刚要装船。检查所人员突然掩至，砖瓦笨重而且体积甚大，但是他们依然迅速地加以没收充公，全部搬走。正在搬进保管所的货栈。日本海军老羞成怒。全体武装登陆；持枪冲锋，中国人见了东洋兵毫无惧色，双方随起一场激烈的械斗。中国人有７名受伤，东洋兵才夺回了一部分砖头。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和商店货物雄如山积，一件也卖不出去，因为“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握有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见天日”莫不马上遭到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当他们的资敌行为被发现就会被罚金，没收财产，并且本人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在“抗救会”严格执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过程中，日本工厂商店惟有宣告关门大吉，老板们躲在里面宛如置身孤岛，她们装置无线电话，和其他日人保持联络。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