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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
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
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
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
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
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
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
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
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
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
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
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
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
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
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
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