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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路线选择上，北线经繁昌、铜陵到无为的路线虽然是我们的老交通线，又是三支队与无为游击队的老游击区。路程较短、群众基础也好一些。但这一路水网纵横，又是日伪在长江上的主要封锁线。”
“除非我们选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之下，选择分散自己有限实力的办法分批北撤。否则在五十余华里水网纵横的地形上，小部队行动尚可，但是对于大部队运动，尤其我军缺乏攻坚能力的情况之下，这并不是一条上好的选择路线。”
“而且眼下江北五战区桂系部队的三个师已经抵达无为地区，是配合三战区解决我们，还是掩护我们渡江还很难说。加上日军又增调了十五师团抵达铜陵、繁昌一线。这一线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
“希夷军长作为北伐名将，应该知道桂系部队装备虽差，但是战斗力却很强。尤其是山地战能力，不次于我们。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就曾经在桂系部队手中吃了大亏。再加上日军十五师团，我们在兵力占据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在很可能面临两面夹击。”
“至于东线，虽然同样群众基础较好，而且有苏南部队可以接应。但是却是第三战区重点封锁地区，其一零八师已经完成布防以及工事的修建。现在苏南部队主力已经北渡，剩余的三千余力量是我军在苏南仅存的实力。”
“在第三战区重兵面前，在加上自身要面对日伪军重兵扫荡的压力，苏南这点力量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一旦苏南部队在我军北渡时主动出击接应，反倒是于我在江南后续发展不利。”
“而且第三战区只同意我们通过此路线疏散非战斗人员，严禁我们作战部队通过。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选择此路线，就要冒着与第三战区公开决裂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争取舆论的支持同样很不利。”
“既然两条路线都已经行不通，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所剩下的唯有南下茂林、三溪进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在寻机北渡的路线。这条路线其实表面上看，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第三战区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都很不利。”
“但在第三战区同意我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其未完成对我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我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在无论是第三战区还是日伪军都不会预料到我们会选择此条路线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出其不意。”
“虽然在政治上于我们不利，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其纵深发展，舆论的劣势我们可以有效的扭转过来。而且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避免在政治上的被动。毕竟我们北撤是在第三战区一再要求之下。”
“所以军长，在研究采取那条路线撤退时我们应该将目标重点放在这条路线上。你在与三战区沟通的时候，要提出这条路线。但是在时间上，一定不要给对方留下太多的准备时间。也就是说上报的三天之内，无论第三战区同意不同意我们都要行动。绝对不能给对方留下从容调整布防的时间。”
“而且在行动展开后，就要迅速摆脱一切干扰。一路上不要有任何的停留，以强行军的速度直插溧阳。如果第三战区先开第一枪，那么集中兵力全力的打过去。你是军事指挥员，在战事上由你全权决策。”
“不过在行动之前，要抽调出一批老侦察员，最好是在南方坚持过三年游击战，经验丰富的精干力量。对这条路线进行仔细、严密的侦察。尤其地形，一定要做到心里面有数。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时间应该足够了。”
“另外对于第四十师的装备、兵员情况，尤其是战斗力，我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有一份详细的情报。包括第三战区其他部队的调动，兵力、装备情况都要形成一个详细的简报，尤其在对我们在转移一星期前的调动我们一定要一个详细的掌握。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北撤路线上可能遭遇的意外，军长要有一个准备，要有一个应变计划。而这个计划，要立足在打的思想上。包括地形、气候的变化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尤其是气候，对我们行军作战带来的不利影响。”
“皖南是地形，山区降水对青戈江以及各条河流的水量影响很大。我们北撤路上的各条河流的水量都要考虑在内。在北撤的时候，要集中抽调一批精壮人员，专门负责在各条河流上架设浮桥，协助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渡河。遭遇的各种困难，要尽可能的考虑的详细一些。”
说到这里，杨震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道：“希夷同志，我们北撤实际上是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之下进行。稍有不慎，一到有任何的犹豫都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所以一旦决心下定，就要果断坚决。”
“中央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以我们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来看，如果对方真的下定决心吃掉我们，无论中央怎么交涉，都干扰不了其决心。所以，我们除了在大方针以及战略上听取中央安排之外，其余的要靠我们自己。”
“还有第三战区驻新四军的那个联络官，一定要给我严密的监控起来。所有的部署，一定要对其严格的保密。在渡江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离开。尤其我到的消息，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没有错。但是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手脚牢牢的绑在统一战线上，限制自己的发展，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将自己的脑袋送到别人的刺刀下。”
第683章雷厉风行
杨震早在领受研究皖南形势的任务时，就曾经就北撤路线进行过反复研究。经过多次的考虑，在不想与国民政府公开撕破脸皮的情况之下，皖南部队北撤的路线可以选择的余地相当的有限。
在皖南周边复杂的敌情之下，皖南部队选择的行动路线总体上并没有大错。据杨震所知道的历史来说，这条路线绝对不能说是一条绝路。后来的失败与其说是路线上的选择错误，还不如说在行动上过于瞻前顾后，行动迟缓。
如果不是在行动的时候一再犹豫，失去战机。即便与三战区小股部队遭遇，在其主力未赶到的情况之下，一鼓作气冲出去，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皖南事变，不是输在战场之上，而是输在战场之外。犹豫不决，正是皖南事变失败的最终原因。
至于这个作为三战区少有的中央军精锐，在皖南事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四十师，杨震虽然很重视，但是始终没有认为这个师是皖南部队失败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事件之中，那位副军长能够听取军长的建议，集中兵力攻下星谭，这个四十师根本就无法拦截。
一句话，失败的原因还得从自己身上寻找。外部的因素再多，也只是起到了一个推动性的作用。缺乏正面作战经验，又固执不听军事指挥员的建议，对军事指挥员不信任。行动上犹豫不决、婆婆妈妈才是皖南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那位被直接送上飞机的前任，如果说皖南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倒他的身上，那是不客观。但主要责任在他这个新四军的主要掌舵者，以及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身上，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出身的杨震不是那些没有军事常识的军迷，根据历史记载的只言片语，便草率的下了某一方面怎么样的结论。作为一名军人，杨震单凭一张形势图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在皖南事变之前，整个皖南对于驻扎在这里的军部，已经成为一块死地。
在周边复杂的情况之下，整个皖南到事变发生为止，甚至连鸡肋都算不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尽快的撤离，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对局势判断与把握的能力。
而纵观那位副军长在整个事变中的表现，杨震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给予的妇人之仁四个字的评价。形势危急，甚至周边的敌情都不明，作为一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指挥部队迅速的脱离险境。
这么做虽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相对于全军覆灭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要小的多。在事变之中，正是他的当断不断，犹豫不决葬送了整个部队。此人虽然作为中央局书记，指挥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但他的长处更多是在党务方面，在军事指挥上却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游击心态上。
天时、地利都不在手中，再加上指挥上的优柔寡断，迟迟不下决心，才使得对手可以从容的完成合围圈。在发现自己被包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