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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哪里见过这么多钱，吓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滚尿流地飞奔去九门提督衙门报官。
英廉得知事情经过后，如获至宝，认定这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刻意在转移赃款，立即发出告示通缉何万有，并在从北京到盛京的必经之地通州、山海关设下关卡，务必要将其捉拿归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十根金条转移案。
那么，这六十根金条到底是怎么回事？伙计何万有是什么人？他的东家王廷赞又是什么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还要从头说起。
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一块号称“西北明珠”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这里地处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却因为有黄河过境，当地人挖掘沟渠，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岁无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极为富庶的农业，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是宁夏平原。
自秦汉开始，宁夏平原就开始了引用黄河水灌溉的历史。这里沟渠纵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唐来渠。唐来渠渠口开在青铜峡旁，自甘肃宁朔县南分黄河北流，经宁夏、平罗会大清渠，北注黄河。根据明朝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记载，唐来渠源远流长，本是汉朝故渠，唐朝武则天年间曾对旧渠大加疏浚延长，并招徕户民垦种，因此得名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如此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老沟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经历着岁月的侵蚀、风雨的洗礼以及兵燹的破坏，因而历朝历代均对其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主持修缮工程的历史名人先后有唐朝名将郭子仪、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来，先后有宁夏巡抚黄图安于顺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于雍正九年（1731）、宁夏道钮廷彩于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过此渠。转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宁夏道（治所宁夏府，今宁夏吴忠）道员（地方行政长官，正四品，低于巡抚，一般尊称为道台）王廷赞（部分史籍记作王廷瓒）得知唐来渠年久失修，多有溃决之处。而唐来渠又刚好经过府城西面，王廷赞担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决意效法古人，大修唐来渠。
由于清朝没有专门的经费拨给地方行政，而地方财政又没有法定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地方长官一个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个衙门的行政开支及部分属吏的薪水，还需应付上级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捐。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地方道员要拿出一笔不菲的款子来修复唐来渠，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王廷赞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亲自出面，四处借了一笔钱，为此费尽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来渠。
这位王廷赞，说起来也是个人物。他长年在西北为地方官，廉洁奉公，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因而在当地深孚众望，是位颇有名望的好官。举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赞时任张掖（今甘肃张掖）县令，拿出帑藏，花巨资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来便已经废弃的甘泉书院。此后，甘泉书院成为河西的教育中心，学风严谨，人才辈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赞时任巩昌府（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知府，出资在西巩释来家沟修建一座石桥，时人称为“王公桥”（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征时重修此桥，改名“永定桥”，当地人称为“神桥”，至今犹存），这是老百姓对王廷赞的衷心赞誉。
就在大修唐来渠的这一年，王廷赞被提拔为甘肃布政使（治所兰州，今甘肃兰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则由于捐监赈灾“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为浙江巡抚，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省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四川总督只管一省），同时兼任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又称“制军”、“制台”。巡抚之制始于明朝，但当时无固定辖区，一直到清朝时，巡抚才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并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又称“抚军”、“抚台”。总督、巡抚之下设布政使，简称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财赋之出纳，以及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国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县宣布，权力很大，品级与巡抚同，是从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职，简称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为正三品官。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三大宪。省之下设道（道是监察区，并非行政区），置道员。道以下设府，知府为行政长官，掌管一府的政务及所属州、县的赋役、诉讼等事。顺天府和奉天府因为分别是京师和陪都，地位较一般府要高，设府尹为其长官。府之下设县，置知县。
清朝初年，全国共有十八个行省。甘肃当时属于陕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巩昌，今陕西陇西）管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康熙年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乾隆年间，裁甘肃巡抚，改以陕北总督行巡抚事，称陕甘总督，并迁陕甘总督府至兰州。当时的甘肃下辖区域不但囊括今甘肃境域，还包括今新疆、青海、宁夏的一部分。
对于常人而言，从正四品的道员一跃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绝对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赞却是且喜且忧。在从宁夏赶往兰州的路上，他一会儿忧心忡忡，一会儿眉头紧锁，全然没有升官的喜悦，倒让跟随他多年的王长随着实困惑了。
王长随名叫王亮侯，长随是他的职业。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