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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值体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组织、单位是国家的螺丝钉，每个人是组织、单位的一个螺丝钉。个人随时要为组织、单位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组织、单位随时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在强大的群体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与无助的个人。群体意识逐渐侵占个人的一切，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问题由此而起：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已经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惧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这逼迫中国人发问：群己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群体始终大于个体，而个体没有独立的依据，每个人都会感到群体是个巨大的包袱。
群体文化一开始就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吗？中华文化在奠定时并不是这样。群体与个体到底谁大？两端都有人主张。“为群体”还是“为个体”？两种价值观都有人选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杨朱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影响一时，社会人心归附。杨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将自己保护得完好，不损失一根汗毛，那么天下就已经是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了，还用得着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去救吗？由此结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实践了他的学说，自私到了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个字。因为让这些话留下来，对别人已经有利，与自己的学说矛盾了。他的观点所以流传至今，全靠对手批判他时附带记了下来。
不能说杨朱观点全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科学，哪里去找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只有在各说各话中让更多人接受的思想。庄子的“不可知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学层面，却直逼社会学真理。
一个好的社会，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让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社会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杨朱的粉丝刚开始很多，时人形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但杨朱、墨翟、先秦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长，秦国既然统一了中国，集权政治就要来统一思想。杨朱第一个被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而被否定掉了。
杨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学说虽然对天下民众有利，但对皇帝制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统，要集权，要独裁，这必然需要每个子民都没有自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选择，那么自由权就出来了，这需要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确定政治制度。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大一统、集权、独裁。
封建帝国既然掌握了话语权，为了维护大一统，首先要用群体观念，风化万民，来消灭民众的个体意识。
风化与消灭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人物：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实现中国地域上的大一统。他用手中的绝对权力规定，四海之内，“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思想上的集权独裁则在汉武帝手中实现。他规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
政治权力集中于一，思想表达集中于一。万千不同思想、主张的人，被迫往一条路上赶，像一条绳上的蚂蚱。秦皇汉武之后，群体终于成功吞噬掉个体。中国文化在否定个体、个人权利的路上高歌猛进，发展到最后，只有群体，不见个体了。
群体意识、团体精神被不断强化，发展到最强盛的时代，则不但个人的财产要归群体，思想归群体，连个人的心、包括隐私，也要归于群体。
国家的群体意识，具体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让每个人都失去个体？
消灭个性。
意识形态上通过所谓儒家圣贤学说，民间引导则通过社会舆论。圣贤的风，吹着民间的草，都朝一边倒。“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等等，社会舆论密集来对个体搞全方位恐吓。失去个性的人，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这个跟那个，怎么看怎么差不多。
舆论压倒一大批人，国人纷纷自削个性以适社会。但总还有个性没有被完全磨掉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下去？
一是继续耐性地磨掉个性；二是压抑自己，假装没有个性；三是挑战权威，打破传统。
左宗棠之前，有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等，他们用个性挑战权威，而到了左宗棠，他凭借个性，无情地来打破传统。
左宗棠有个性，不是一般的有，是特别强。年轻时的他，个性到了狂放的程度。 23岁那年，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完全打破了儒家中庸、平和价值观。
左宗棠个性最显明的特征，是刚直。因为个人很刚硬，所以不怕，只要是事实，是真相，他就敢捅。因为个性很直率，所以左老三有话说，如果不说出事实与真相，他会生不如死。捅破真相，既有欲望，也有勇气，传统文化虚伪的那面，在他面前无处藏身。
晚清有左宗棠这样个性的读书人不止一个。但多数人在个性不容于社会时遭遇挫折不断，到最后逐渐丧失了。左宗棠能够保留并发展完善，得益于他一介穷苦书生，一直留在自由、散漫的民间。民间在大一统的帝国权力结构中，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拥有了这点独立，就不用磨掉个性，不需要压抑，照样可以生存。
有个性就接近道家庄子说的“真人”，自然化程度较高，社会化程度相对少，保留了人本性的品质。
与中国文化凡事着眼于人与人、人与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着眼于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这是催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倾向自然的人，一般对技术、探索、真相比较感兴趣，这也是少年左宗棠接受的虽然全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但18岁那年一旦接触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马上就会对探索画中国地图、科学种田发生本能兴趣的原因，而这种青年时期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壮年后对建造军舰、工业织布的兴趣。
“真人”开始离开中国传统，成为另类。在传统的、充分社会化的人面前，这会被看作不合常态。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传统，这是精通传统、践行传统的曾国藩、李鸿章对左宗棠恼火、嘲讽、反对的重要原因。
围剿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某次打了个小仗，只杀了几十个敌人。朝廷逼得紧，曾国藩久未取胜，急需成绩，只好撒谎向咸丰皇帝汇报“大捷”，左宗棠马上向朝廷报告是“小捷”。曾国藩被弄得一脸尴尬，下不了台。其后，曾国藩攻下南京，谎报幼天王被抓到处死；李鸿章跟左宗棠平定西捻，向朝廷谎报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已被自己乱兵杀死。左宗棠都如实向朝廷举报他们作假。这些直接导致他们关系交恶。
曾国藩与李鸿章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来撒谎，对习惯传统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左宗棠用一种科学技术式的求真思维，来处理社会学的事情，带着几分“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童真。
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严重不适应左宗棠的刚直，更无法接受他的个性，如此直率通脱、只认事实、不顾关系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个不按潜规则出牌的怪物。
造成这种分别，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所信奉的道有关。
左宗棠在民间独立自学，学到的是“源头的儒家”加“经世致用学”。源头的儒家，有孔子说的“君子之道”，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经世致用则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为什么左宗棠学到了精髓，没有被利益牵绊？
考上的进士才跨进官场大门，却马上面对权力、金钱、名誉的诱惑。
进士学成文武艺，不单可以谋稻梁，还可以谋金钱、美女、官位。利益扑面而来，竞争者如云如雨，怎样分得蛋糕？环境逼得懂“君子之道”、想满足私欲的进士们绕过群体意识的束缚，除了去装、还要算计。
装和算计，导致“伪君子”。“伪君子”事实都是“权力大一统”和“思想独尊儒家”的群体文化逼出来的。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个人私欲激发，违背了圣人训。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欲，这是事实。怎么办？需要巧妙伪装：口号“为群体”，行动“为个体”。口号喊“为公”，背后去“谋私”。人性中本来的善，被这种文化逼成了恶。
曾国藩是伪君子文化的践行者、殉道者。一方面，他很想践行“君子之道”， 养“浩然之气”，“为群体”；另一方面，他无法抵挡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与渴求，生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去“为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