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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敲了敲房门，问我睡了没有。爸还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他就在外面。爸分明告诉我，这一夜是他值班。从医院回来后，妈就将床铺从楼下搬到了楼上，睡在我卧室外面的房间。这是两个相通的房间，又各自独立。我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外间原是我的画室。自从我被认定病得越来越重后，我从学校带回的写生作业都被收起来。他们说，等我病好了，会想到要看这些习作。华医生说，“把幻觉画出来”。可是，你怎么能将那么恐怖的一张脸画出来？如果华医生愿意，有一天，他总会看见它。
我在胡思乱想中睡去了。我睡得不很沉。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走在一条铺着石子花纹的路上，一个躺在藕荷色的床单上。我走得很慢，像一个被妆容约束的古代女人，缓步前行。我前面还有一个人在走，头也不回地走。我想看清她的脸，可任我怎么加快脚步，总也追不上她。后来，任我怎么使劲，也无法走得更快。我很累，忽然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躺在床上的人，才是此刻的我。于是我接着睡，陷在厚厚的床铺里。
我越陷越深，陷进了水里。这是一条河流，我想我还是从水里游上岸吧，但是我不能动，只能躺在水里。为什么总是水？这个梦太糟糕了。我在水里挣扎，试图叫醒外屋的爸，但爸竟然默不作声。我挣扎了足够长的时间，才醒了过来，睡衣早被汗水浸湿。昨晚我没关上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却没有一丝风吹干身上的汗水。汗水，是我梦里挥之不去的河流。
他们愿意我一直睡着。
爸习惯早起，我从靠近阳台的窗户看见爸刚拿回新鲜牛奶。这是新的一天，但愿一切会好。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一片纸，是我顺手画下的钢笔速写，爸在速写里拿着放大镜赏玩一件小玉器。这张纸软塌塌的，被水浸过，笔迹模糊，一碰即碎。如果华医生想要证据的话，这就是。总是这样，一张信笺，一小片纸，一摊即将消失的水迹，窗玻璃上的水渍，在所有与水有关的梦里，都能看见这类东西，湿淋淋的，是它曾经来过，却无法保存的证据。
弃婴
苗秀娥第三次坐在心理诊室外的长椅上，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团毛线球，将毛线缠绕在右手的小手指上，起针织一顶帽子。退休后，所有她无法打发的时间，都拿来做这些编织活计。有时快织完了，又将织物重新拆散，团成毛线球，从头织起。她在陪着那拉，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在做这类事。现在，她将毛线和织针带进了医院，她的工作，是等待。苗秀娥坐在心理诊室对面的长凳上，不时抬头看看紧闭的房门。
在最初的几年里，苗秀娥一直相信，是那个女婴自己选择了一个家。选择了父母，姓氏，还有她的成长之地。她的一声啼哭让自己彻底摆脱了弃婴的命运，也改变了苗秀娥和那兆同每况愈下的婚姻。像一种高效黏合剂，她将他们牢牢粘在一起，时至今日。
女婴一点一点长大，睡姿还依稀保持着她第一眼见她时的姿态。侧着身子，两只小手重合着放在脸颊旁边……她第一次见她，她微微闭合双眼，一滴眼泪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像颗露珠。她的哭泣声，时断时续。当苗秀娥拨开裹在婴儿头上的浅绿色帆布时，她张开眼，安静地看着她。在婴儿浓黑的眼眸里，苗秀娥看见了自己的脸。苗秀娥笑了，下意识环顾周围。已是黄昏时分，红树林里了无人迹。这是谁家的孩子？看上去不像弃婴，她没有弃婴绵延不绝的委屈与不安。也许婴儿的妈妈就在附近？但她很快就得出答案，这是一个弃婴。她是从时间，地点，以及打包裹的方式上看出来的。
苗秀娥离开红领小学时，已近黄昏。她批改好学生作业，将作业本码成一个小方块，拿肥皂洗干净手指上的墨水，擦把脸，用一把铁头锁，锁好从学生教室隔出来的8平米的办公室，急匆匆赶路。她计划在天黑前赶回中兴劳改农场的父母家。她走过一个村庄，来到一条平整的土路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的交叉处。她选择了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是条近道。她走在不时被杂草覆盖的小径上，心里估算，以现在的天气，即便走半小时一小时，红树林也不会完全暗下来。不错，当她走到红树林时，落日的余辉正穿过一大片核桃树，在头顶摇晃。树林里空无一人，一群麻雀倏然跃上树枝，突然而至的鸟鸣声使苗秀娥心头一惊。苗秀娥走进这片微红的光线。在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她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天黑前，红树林里特殊的红光。
苗秀娥最先看到的，是一层厚厚的帆布，帆布里又是一层崭新软和的小花布褥子，褥子仔细折叠，将女婴紧紧裹住，外面又用一条布带打结。结很难拆散。她将女婴抱回家后，费了半天工夫也没能拆开襁褓上的结，只好用小刀割开。帆布外却没有任何捆绑物，帆布多余的布料都被叠进布折的缝隙里。帆布整齐美观地拢在女婴四周，只是轻轻掀动，就看见了婴儿的小脸。那小脸亮晶晶的，拢着一圈光。不是夕阳，而是女婴身上产生的光环。
苗秀娥寻找光环，一层层拨开覆盖物，发现女婴脖颈上戴着一串五彩石缀成的项链，项链底端坠着块锁子形白石。上面刻着些东西，像文字，又像图画。白石下，有个花形胎记。苗秀娥摸了摸这个灰色的胎记，它从女婴的皮肤里凸显出来。
苗秀娥无法辨识石块上的这些痕迹。雕刻歪歪扭扭，既不是汉字，也不是图画。总之，这东西破旧，没什么特点，黑乎乎的，拿起来便失去光亮，成了一堆破烂。它戴在女婴脖子上，看来是为了遮掩那个胎记。这朵花形胎记并不难看，又没长在脸上。她想马上丢了这些石块，可东西毕竟是婴儿的随身之物。苗秀娥将它放回襁褓，放在婴儿的小花褥与帆布之间。她不能让这堆破烂贴着孩子的皮肤。它太凉，太硬，像块湿泥。
苗秀娥逗弄婴儿，让她的小手抓着自己的手。婴儿饿了，小嘴吮吸着她的手指。她等了一会儿，又喊了几嗓子。她等了又等，不见回音，便抱着女婴继续赶路。她得加快脚步，天很快就要黑了，而余下的路还有很长一段呢。后来，她走上一条披星戴月的田垄，田垄两边是齐腰高的将要收割的小麦。苗秀娥放慢脚步，心里既不安又高兴。最终，孩子是这么回到她身边的。她得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这是她的生日。当然，孩子的生日应该早一些，是一个月前，或者一个半月前，这并不重要，对她来说，她的生日就在今天，1973年5月21日下午5时许。
但是在孩子小衣服的袖口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1973415。想来该是孩子的真实生日，此外再没有别的字迹了。这些数字排在一起像一个编号。农场劳改犯的衣服上都有一个编号，这难道是在暗示，女婴将被农场方向收养——苗秀娥将孩子的生日定在5月21日。这一天于她而言非比寻常。
有七年时间，苗秀娥和那兆同僵持着，关系在僵持中越发乏味和空洞。他们的婚姻来自苗秀娥的一厢情愿，那兆同不过是无奈地默认。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别无选择。苗秀娥的父亲，这偏僻之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这片农场至高的领导。在这桩婚姻里，那兆同得到的最直接的实惠，是当上了农场的一个小头目。作为一名积极改造并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积极分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那兆同比别人更早得到平反，也比别人更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北京，有了份像样的工作。在三十八岁那年，他进入一所文物管理部门，从而有机会参与到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将收藏，将恢复净园并使其成为一个私人博物馆的想法，作为余生的追求。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后死于不明病毒的感染。70年代，没有孩子是难以容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周围人。婚后两三年如果没有孩子，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他们将成为周围人关怀的对象。总会有人费尽周折，向他们推荐治疗不孕症的偏方和名医。他们接受关怀，吃偏方，听中医的建议，锻炼，磨合夫妻感情，但一年又一年，这种用意明显的磨合与努力反倒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越是假装，越是掩饰，彼此越是生疏与虚伪，以至于冷漠成了他们的安全距离，谁都不愿意对方看见自己日益暗淡的希望。
小女孩的到来犹如神助，一家人欢天喜地，接受了上天的恩赐。在农场，人们愿意将守密，作为支持这对夫妻实现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