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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北伐战事一路凯歌，士气高涨，应该一鼓作气攻下南京城，但是郑成功就在这时犯了轻敌的错误，以为清朝的部队都是菜鸟，早打晩打都一样能打赢，所以在包围南京城后他不打了，等着南京投降，自己则在城外摆上几百围庆功宴预祝一下胜利，大家吃吃喝喝地不亦乐呼。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宴席的场面，军人吃饭不拘小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东倒西歪地一堆，脸红耳赤地一堆，酒气冲天。就在这时，清军的骑兵突然袭击，杀进军营，郑成功的部队都没有练过醉拳，被迅速打败，逃回了厦门。
这场失利，令郑成功了解到清军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菜鸟，当然他自己也过于轻敌，谁能想到他兵临城下不是备战而是开Party。郑成功思前想后都必须为自己的反清复明事业找一个根据地，按照自己打水仗的强项，这块根据地他选择了台湾。
当时的台湾已经被荷兰人占领，要拿台湾做自己的大本营，必须和荷兰人干一架。
干就干呗，还怕你荷兰人不成？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从金门出发进入台湾的耳鹿门登陆扎营，然后迅速攻克台南，把荷兰人打退到了台湾城（现在的安平）。然后向荷兰人发招降信。
荷兰人自然不想放弃台湾这块肥肉，不仅死守台湾城，还向找来巴达维亚的援军攻打郑成功，但都被击败。
就算如此，荷兰人还是不肯投降，郑成功最后了解到台湾城内并没有水井，饮水问题都要靠农妇三拳解决。他又派兵把进城的水源都塞住，然后威逼利诱，恐吓棍骗无所不用其极，一段干涸的煎熬日子过后，荷兰人口渴得实在没办法，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三日举白旗投降，灰溜溜地逃回了自己的国家。
至此，台湾省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被郑成功收复，反清复明事业终于有了一块四面环海的大本营。郑成功在台湾大搞各项建设，地方政府、学校、医疗等系统配套逐步完善，使台湾的发展有了硬件的基础。
可惜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一年后病死，那一年他才39岁，虽然郑成功一辈子还没活到人生的不惑之年，但他所拥有的成就是许多知天命，甚至已达耳顺之辈所无法比拟的。
他不肯随父投降清朝，敢于挑战长辈的意愿，毫不屈服于强权统治之下，奋起反抗。有着民族的节气和傲骨。
他反对侵略，击败外国侵略者，为祖国收复台湾省，就算击退荷兰侵略者这事儿是他在当时的局势所迫，有着私人利益的行为，也是中华历史上光辉的一笔，书写着反抗压迫、反击侵略的民族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郑成功死后，他的子孙继续扎根台湾，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朝抗衡。当然，在中国海边一个小岛上喊着推倒清朝，恢复明朝统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打，也只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和蚍蜉撼大树的效果。
此时占据台湾的郑家，只不过是打着貌似正义的口号来脱离清朝的统治，割据一方当个小皇帝的做法而已。而且台湾的地势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与此同时的清朝也忙于中原大地内的各种平乱，所以无暇顾及这一块逐渐发展起来的小王国，所以才有了郑家去台湾放公休假的机会。
公元1681年，休假到此结束了。
这一年，三藩之乱终于结局，清朝的统治障碍就剩下台湾郑家这一颗扎手钉。恰好这年郑家又出现内乱，郑成功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最后剩下十二岁的郑克塽当家。
十二岁的雏儿能干嘛？我们十二岁还在上六年级，早点读书的才念初一，学知识长身体的年龄段，如何掌控一个小王国？所以台湾内的大权都掌握在大臣冯锡范和刘国轩的手里。这样的局面，必然要挨打的。只不过郑家还没有做好挨打的准备，而清朝康熙就已经盘算着开打的预备了。
公元1683年，康熙起用施琅为水师提督，带领三百战船，二万水师进攻台湾。仅仅打了一场仗就大获全胜，郑家部队被清军干掉了两万人，二百只战船全部被击溃。
这时的郑家掌门人郑克塽已经十四岁了，恩，念初二了。估计一个初中生应该学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所以郑克塽也挺懂事，吃了败仗之后马上向施琅投降。台湾自此被康熙成功收复，完成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统一。清朝在台湾驻扎军队，从此台湾成为中国东南海上抵御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防御重镇。
此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对著名的皇帝统治期间，清朝的政权还遭遇过准格尔部首领叛乱，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和尼泊尔的侵扰。平定了这几场动乱之后，清朝的疆域已经基本稳固，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到了乾隆皇帝掌权时期，清朝的疆域已经最后成形，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第66章 两手政策把清朝拉向了衰败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清朝也是如此，她就算发展得如何辉煌，为中国奠定了多少基础，也终究是历史中的一页，注定要被翻过。清朝的衰败，从它的两手政策开始。
第一手政策：地丁合一，又称摊丁入亩。
这个政策是康熙年间制定的一项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也是明朝张居正所创立“一条鞭法”的“升级版”。这是一个税收经济与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数据统计分析法，肯定是一堆同比环比百分比。我对数学不怎么在行，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下“一条鞭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明朝实施“一条鞭法”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封建社会，国家有向社会征赋税和徭役的权力，赋税就是按照你所拥有的田地的亩数量来计算征收，而徭役比较好理解，就是征用百姓的劳动力。这些钱的征收多少国家都是有指标的，由中央政府开出总的征收预算，然后各级地方政府以“分猪肉”的形式完成任务。
而我们回头看看明朝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和地主土豪们们都是大地主，讲究的是家大业大，丁财两旺，地多、钱多，自然小孩子也生得多。这样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赋税徭役征缴的政策，也是比较合理的，家里人多的有钱人自然的就征税多一点，穷人百姓占地少的，家里人少点的就征少一点，这样本来是没有错的。
但是错就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优良”传统。
土豪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对他不利的政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它，比如政府的人来测量土地、统计人口的时候拿钱贿赂一下政府官员，打个招呼隐瞒一下，回头让政府报告少测几十亩地，少算几十口人，这样不就成了？
成了！自己要征缴的赋税和徭役就少了。
对于土豪们来说，这些和钱有关的事情都只是一单交易、一门生意。花点贿赂官员的钱作为成本，就少支出更多的钱和人力给国家，同时也满足政府部门之中一些掌权之人以权谋私的欲望。一举两得。
所以土豪们在这个政策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向国家交了多少税。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央下分到各级政府的税收任务不会因为土豪们交得少而减少，所以未征够的赋税和徭役又分摊到了没有关系、没有能力和没有金钱去贿赂相关部门人员的贫苦百姓身上。这样的赋税徭役不均问题很严重，引起了社会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就在全国开展重新丈量土地的工作，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狠，相关测量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比较高，重新丈量的结果比旧的统计数据增加三百多万顷，使许多土豪原来隐藏的土地重新浮出了水面。
随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的征收方案。
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
第一：赋税和徭役都统一以货币的形式征收，只收钱，不收粮食农作物商品。
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伙为了交税，都把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买卖，挣了钱再进行上缴。这一条政策，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二：一部分的徭役分摊到了田地的赋税里面一起征收，反正就是不用抽壮丁去替国家干活了，按人头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如果国家的建设确实需要人力，就由政府向社会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发工资请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