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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发银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铸币的成本，要一个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铁来铸，因为如今铁不值钱，越贵的钱币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够值钱！”
“值钱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问道。
“就是要让人相信他值钱，皇上，”杏贞举起了手腕戴着的赤金镶红宝石手镯，“谁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这个手镯价值万金，可若是换成铜质的，那谁都知道不值那么多的钱。”
“那便是要让银元必然要有银。”
“正是，还要银的分量不低，够能买值这个价的东西，还不能太值钱，太值钱的话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后如此一番之后，再瞅准了时机再发官票便是。”
皇帝点了点头，杏贞继续说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筹饷，有个厘捐却是不错，不知道皇上还有印象吗？”
“恩。那时候朕朱笔道：‘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怎么，你瞧中了这厘捐？”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 “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咸丰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
“朝廷难收商税，这也是无计可施的，若是地方开了关卡，征收过往商旅的厘捐，给地方有些补给，军费上咱们也能松快些，不过，凡事须有规矩，昨个胜保在安徽上了折子，里头说‘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倒是出了几个好建议：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
“皇上，这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没有商税的名义罢了。”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咸丰三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税，可不能操于地方之手，到时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圆明园了！”皇帝惊恐了起来。
“无妨的，皇上，如今且要灭了发逆再说，若是到时候天下太平，商旅们也要闹起来的，目前先头疼治头吧。”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所以臣妾觉得俸禄不可减少，铸银币、开捐例、设厘金这三个倒是极好，而且臣妾有雕虫小计，可以三者并使，损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后你说，”咸丰皇帝如今是对杏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几日，就精于政务了，提起了朱笔，“朕给你记着。”
“捐例者，一省之内无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许用银币交付，如此增加银币流动之效；铸银币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枢之手，权柄不下移。”杏贞奉了一个桂圆茶给咸丰，“皇上以为如何？”
“朕看以后这折子就都你看着办罢了，”咸丰皇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还没等杏贞回话，外头杨庆喜跌跌撞撞地爬了进来，咸丰皇帝恼怒地瞧着手忙脚乱地杨庆喜，“混账东西，没瞧见朕和皇后说话吗！”
“万岁恕罪！外头的军机都到了，说是黄河，黄河决口了！”杨庆喜大声叫道。
一声脆响，皇帝手里的盖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几片，桂圆茶洒地满地都是。
十六、财源水患（三）
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而清政府采取“暂行缓堵”的放任态度，无疑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广度和深度。一时间黄水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流向直隶和山东，因此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直隶的开州、长垣、东明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
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半月后，他在另一份奏报中进一步统计说：“黄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历经五府二十余州县”。按照当时的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