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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少年行三首》：“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名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这是少年在勒索酒店老板了。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则指这些“少年”已经开始杀人了，很像是为赏金而杀人。
张华：“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这是有偿杀人，替人报仇。
如果你觉得诗人神经都不太正常，说话不可信。那我们看司马迁是怎么描述这些“少年”的。
第八章 项羽出道，杀气逼人（11）
《史记》中描述了当时“少年”的日常生活方式，司马迁说：“（燕赵间）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借交报仇，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他们劫人掘坟，私自铸币，光干违法的事，他们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其实皆为财用耳”——都是为了弄钱。他们不但盗牛盗马盗公物，甚至连皇帝宗庙里的祭器都敢盗，而且当时可盗的东西比现在还多一种，就是盗墓。《西京杂记》：“无赖少年游猎，国内冢藏，一皆发掘。”
总之，“少年”是一个令人叹息的群族啊。他们往往从事一种低级卑贱的正式职业或者干脆没有正式职业，主要兴趣在于违法犯禁，以此养生。
可是为什么诗人们常要作诗歌咏他们呢？
呵呵，因为这些“少年”重义好勇，性格叛逆，狂放纵逸，这些风格，均带有一定游侠味道，引得李白、杜甫这些不会打架但是羡慕打架的人，忍不住要歌咏他们。特别是太平时期、和谐社会的人，更有可能要追念那种逝去的“力”的东西。故而有了《少年行》那些诗。吴宇森大哥拍黑社会老大的《英雄本色》，得到持久欢迎，也是如此吧。
纸上读来美好的东西，现实中其实是肮脏和恐怖的。对于这些“少年”，人们实际上又怕又恨，政府也常常“集中警力开展严厉打击”，下面这段文章，是汉朝政府打击“少年”的实录：
“永始、元延间，长安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墓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鼓不绝。
“尹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亲属号哭，道路皆欷。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如果你不愿看古文，我来给你翻译。先是背景描述：长安的“闾里少年”们杀人抢劫，导致受害的死伤者横于道路，警报（“鼓”）之声连连不断，治安形势非常严峻。
于是，政府受不了了。“警民开始联合出击”，开展“抓捕行动”：
长安县令，名字叫尹赏，发动各级官吏和民众，让大家揭发检举所有穿着奇装异服、携带武器箭甲的“轻薄少年恶子”，并且造了个巨大的虎穴。然后派出数百辆警车，分头抓捕。把捕到的几百名“少年恶子”，每十个里释放一个，其余全塞进虎穴里，用大石头堵住出口。几天以后，打开一看，死者一个挨一个地相枕。亲属前来领取尸体，见此惨状，号哭之声震天。从此，亡命之徒屁滚尿流，不敢偷看长安一眼。
这确实做到了“出手要快，步调要齐，声势要大，打击要准”！
这些少年，未必是被社会残酷剥削和迫害的穷苦之人。如果你研究一下现在电视上报道的各种犯罪分子的身份背景（譬如行骗的，打劫的，办假证的，黑恶势力），发现他们都并不是赤贫的人，而是不安分守己者，有野心，有一定能力，不想走常规路，想不劳而获者，想少付出而过奢靡生活的。古代的少年也是如此，他们多数不应当是被社会剥削得活不下去的平民或农民。这种人的存在，可以说是由基因决定的，不管社会多么美好，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如果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自我成功的发展机遇的话。
和汉朝一样，秦朝的地方官吏，也是打击“少年”的。《史记》说“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意思是，函谷关以东郡县的官吏，都曾经让“少年”们吃了苦头，对“少年”们这些社会不安分的犯禁分子进行打击。
第八章 项羽出道，杀气逼人（12）
譬如范阳县令就“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以至于出现当外面的诸侯徇地到范阳的时候，城中“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少年们都争着要刺杀范阳县令，下城投降诸侯武信君）。由此推测，老范肯定曾经把“少年”们整得够戗。
我们知道，秦末的地方官吏都是重刑主义者，秦二世给他们的格言是：“杀人多者为忠臣。”于是，各地父母官大老爷们，一定会把“少年”们整治得够戗。
有打击就有反抗。
当陈胜在大泽乡振臂而起，社会人心动荡，“少年”们趁机向欠有他们血债的地方官吏，发起血腥的复仇行动——纷纷杀死本地“郡守、县令、县尉、县丞”（全是第一二把手）。这种仇杀各地政府高官的行动，是如此普遍，已经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同时也证实了秦帝国的郡守县令们当初对“少年”们的打击曾是多么残酷。
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不可胜数也。”《史记》中又有：陈胜闹起来的时候，“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也是在讲“少年”或者类似“少年”的平民家族，纷纷向各级地方官复仇。
正是这些“少年”们把各郡各城的“郡守”、“县令”们直接杀了，陈胜的造反星火才能迅速燎原。
“少年”们充当了急先锋，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数千“东阳少年”挟陈婴造反，就是秦末各地少年率先反秦的一个具体实例。
我们有理由相信，秦末大起义并不是全靠农民，城里的“少年”和平民家族、父老也是主流的大“功臣”！由此看来，农民未必是起义力量的主题。比如这些城市少年，此外还有郡县的县兵武装，都被秦末的起义领袖大量收编。其实，我们认为，城镇人民的反秦，更可能是当时反秦的主力。总之，简单地把起义叫做“农民政权”什么的，很片面。
刘邦这人，喜欢搞怪。
我们知道，丑人好搞怪，比如芙蓉姐姐。搞怪，是丑人吸引别人注意力的唯一办法。在古代，出身卑微的人要想求发展，也得搞怪。譬如秦末又一新“泡沫”——刘邦。
刘邦在数年前因犯了渎职罪——私自释放了押赴骊山的刑徒——于是他不得不放弃“泗水亭长”这个很没有前途的职位，带着十几个他所偷放的劳改犯人，躲到芒砀山里去从事“强盗头”这个更没前途的职业。附近的强盗们听说派出所长也来了，纷纷跑来入伙。于是刘邦身边的人数最多时候有“数十百人”。刘邦领导着这一百来人每天聚在芒砀山，不知以何为生。他的媳妇吕雉，偶尔也偷着来找他，估计是送饭。刘邦问她：“我这里深山大泽地藏着，你又没有雷达，怎么一下子就能找到我啊？”
吕雉说：“老公，你的头上常有一块云气，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好像耶稣头上的光圈），所以我望着云气，就能找到你啦！”
刘邦的手下弟兄，听完吓了一跳，都以为刘邦是上帝的选民来的了，不敢打刘邦财物的主意了。
其实，“云气”这种说法，是刘邦和吕雉故意在搞怪。故意吓唬刘邦手下的强盗们的，以免他们叛反刘邦。从这一点上看，刘邦注定有更大的成就。须知，刘邦的手下人都是被解纵的罪犯，迫于形势上了芒砀山，未必对刘邦心悦诚服。所以，刘邦和吕雉需要演这样的双簧。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个“云气”的故事传出去以后，远在沛县县城中的士民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