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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谁将攻占柏林的问题和有关盟军正抓紧准备柏林战役的电报提醒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提前完成战役准备的时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主要集团业已基本准备就绪，并且对准了敌人，而我这边的情况暂时还比较复杂。上西里西亚战役刚刚结束，我的大部分兵力尚集结在方面军左翼，需要进行紧急调动。
4月2日晨，我们携带准备呈报的计划来到大本营。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报告了柏林战役的总计划。在这之后，研究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计划。斯大林没有发表任何实质性的意见。尔后我报告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他们对计划同样也没有特殊意见。
我们对战役的开始日期也进行了十分认真的讨论。我从自己这方面提出了对我方面军来说是最硬性的日期，同时也考虑到我方面军要进行重大的部署变更。
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日期。我在提出自己的建议时，请求大本营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补充一些预备队，以便向纵深发展战役。斯大林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说：
“由于波罗的海和东普鲁士的战线开始缩短，我可以从诸波罗的海方面军给您拨去两个集团军：第28和第31集团军。”
我们马上大略计算了一下，这两个集团军能否在我们确定的战役开始日期之前归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看来，这两个集团军无法在这个日期之前到达，因为铁路来不及运输。
于是我建议，不等这两个集团军到达，就以方面军的现有兵力开始战役。这一建议被采纳了。最后，经我和朱可夫商定、大本营批准，日期确定在4月16日。
计划获准后，宣读了大本营给两个方面军的训令草案，草案是在我们的参与下拟制的。
顺便谈谈拟定计划和大本营训令的实际方法。通常，方面军司令员不光要按地图报告自己的计划，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这之前还要和自己的司令部准备大本营的训令草案。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总的战略企图，方面军首长就有关战役实施的所有方面的问题，充分计划战役，同时专门找出超出方面军职权范围的、必须由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帮助解决的问题。
训令草案也在同时准备，它首先要反映出本方面军对实施当前战役的观点，并且要求得到最高统帅部的相应帮助。对该训令草案的修改补充的数量和性质，取决于大本营讨论方面军建议的情况如何，以及这些建议是否符合最后的决心。
这种在战争中产生的计划方法，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认为都是合理可行、卓有成效的。
给方面军的训令规定：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攻占柏林，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粉碎科特布斯地域和柏林以南之敌。训令要求我们向西和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在10—12天之内攻占贝利茨、维滕贝格地区，即桕林以南和西南一系列居民地，前出至易北河。
方面军应以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实施主要突击。
在方面军右翼，即主要方向上，计划在突破地段上构成每公里不少于250门火炮的密度，为此方面军得到了了个突破炮兵师的加强。
在中央，我们应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德累斯顿实施突击，也前出至易北河。
在左翼，方面军应占领防御阵地。左翼库罗金的第60集团军转隶给在捷克斯洛伐克方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上作战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
除了这些有关突击方向，集团编成和炮兵密度的基本的原则性决心之外，大本营没再讨论其他问题。一切有关战役物质技术保障的问题，都按通常的方法得到了解决，没有经过专门的讨论。况且方面军拥有足够数量的所有必需的东西。
整个来说，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柏林以南进攻，协助攻占柏林，将法西斯德军的战线分割成两半，并与美军会合。
在柏林战役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集团不仅协助攻占柏林，而且还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一起，直接积极参加了对柏林的强攻。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大本营拙准柏林战役计划时是否想象到会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想象到了，那么是谁想象到的，想象到何等程度呢？
我当时有下述考虑。
按照最初的草案，柏林应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然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集中了一个主要突击集团，就在桕林以南，紧挨着柏林。当时谁能说出，战役将如何展开，我们在各个方面会碰到什么不测，根据事态的进程必须如何定下新的决心或者怎样修正原先的决心呢？
不管怎样，我认为情况会有这种巧合，在我方面军右翼部队顺利推进时，我们会处于有利的态势，从南面向柏林机动和突击。
这些意见我认为说出来为时尚早，但我有一种印象，斯大林虽然也没有事先言及这一点，但认为会有这种方案。
斯大林批准了集团编成和突击方向，用铅笔开始在地图上标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这就更加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在训令草案中，这条分界线经过吕本，往下到柏林稍南面一点。斯大林用铅笔画着这条分界线，画到位于柏林东南60公里处的吕本城就突然停止不画了。他不再往下画了，并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想来可夫元帅也知道这有一定的含义。分界线大约在我们应当于战役第3日前出到的地方突然中断了。往后（显然视情况而定），就要静看各方面军首长表现主动精神的能力了。（С·М·什捷缅科大将在《粉碎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次战局是怎样计划的》一文（载《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5期）中写道，稍晚些时候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表示：“谁头一个突到柏林，就让他攻占柏林。”）
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分界线停顿在吕本意味着，我方面军右翼的迅猛突破，行动的快速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尔后造成有利于我从南面突击柏林的形势。
分界线到吕本的中断，是不是不公开地号召两个方面军竞争一下呢？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想象一下当时柏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有人——从士兵到将军何等强烈地充满了要亲眼看到柏林并用手中的武器攻占这座城市的愿望，就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是可能的。
当然，这也是我的热望。今天我也敢于承认这一点。若是把自己描写成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是没有激情的人，倒是令人奇怪的。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当时都激情满怀。
其实，战役计划工作到规定了分界线就结束了。大本营的训令被批准了。
顺便说一说，后来在报刊和一些在斯大林还在世时拍摄的故事片中，都犯了一个不符合史实的错误。在这些日子里，只有我和朱司夫被召到大本营，而指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晚些时候，即4月6日来到大本营的。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北部滨海方向参加了粉碎柏林集团的战斗，从而对夺取柏林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柏林战役计划涉及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行动的部分是晚几天批准的，当时我和朱可夫已经不在大本营了。
……大本营训令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我飞离了莫斯科。会后剩下的一天一夜，都用于完成一系列有关当前进攻，首先是涉及航空兵、坦克、弹药、燃料及其他许多急待解决的事情。此外，我还忙于与31和第28集团军即将调向我们方面军有关的一些问题。不论是调动的规模本身，还是部队转移的遥远距离，都要求注意这些问题。
朱可夫元帅和我，两人都急忙从莫斯科中央机场飞往前线，先后起飞间隔只有两分钟。现在，我们两人面临的任务是，各自在自己的方面军实施大本营训令批准的那一部分的柏林战役。
天气不利于飞行。四月的浓雾低低地笼罩大地，没有任何能见度。
整个航程都是盲目飞行。日没时分，当看来已经没有希望在天黑前到达时，飞行员还是驾驶飞机冲出云雾，降落在布雷斯劳地域方面军指挥所附近。
当你面前摆着一项极为重要的艰难任务时，当你着手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时，自然，非常重要的是首先冷静地判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困难。
我回到方面军后也在考虑这一问题。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