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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沙盘上，或在地貌图上，或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同自己的指挥员们一起，事先推演军、旅的战斗行动，推演完成同一种任务的不同方案时，我不止一次地待在他那里。当他在集团军范围内准备利沃夫战役的时候，我也在他那里；在准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时，我也在他那里。
精心训练指挥人员，虽然是雷巴尔科的一项极重要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他操心的一部分。他还同样精细过问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关注一切与坦克的技术保障、修理、抢救、修复有关的各种问题，因为他懂得，只有在技术上正确使用坦克，才能在战斗中收到最大效果。
毫不奇怪，这样一位坦克将军，在战场上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因此，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成为一个优秀的集团军，并不是偶然的。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大规模的运动战条件下，只要正确地、有远见地指挥我们的坦克兵团，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至于我同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私人关系，简单地讲，我们是朋友。因为讲的是战争所以更准确地讲，我们是战友。
在战争中，方面军司令员同他的集团军司令员之间的友谊的可贵之处是什么？首先是信任。我们俩是互相信任的。而信任，这是指挥员之间关系的原则基础。
我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信任是逐步形成的，它是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共同进行大量工作的结果，是在服役期间的相互往来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从一开始，这种信任就是相互的。
正是这种相互信任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不只是局限于两个人的关系，还会通过各种环节传到下面，传给部属。这就产生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部队就会感到：上级相信我们，信赖我们，信赖我们团、我们师，我们军，我们集团军。这种气氛在战争中是特别需要的，它影响着战斗的进程。
可以说，方面军司令员与各集团军司令员之闷，集团军司令员与各军军长之间，等等，无论哪一级，彼此是否信任，是很重要的。战争是与预见不到的一些情况相联系的，经常有必要对某些东西作若干修正，并寻求新的决心，因为不论事先怎样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部署好，都指示清楚，而且，也不可能根据每条理由，都事先作出全部指示。这样，信任问题就上升到了首位。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是我完全信赖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那么，我知道，在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没有完全预见到的地方，他都能预见到。
当我看到某个职级高的首长，给自己的部属形式主义地下达任务，像个冷酷无情的人，不知道他面前坐着一些活生生的人，也不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里总有一种反感情绪。这样的首长通常甚至也不扫一眼周围的人，就口授起来：“第一点，关于敌人……，第二点，关于我军……，第三点，你们的任务是……，我命令你们……”等等，等等。形式上好像一切都是对的，可是没有灵魂，同自己的部属没有联系。我是用反衬法回忆这种首长的，因为雷巴尔科正好与这种人截然相反。他在提出任务，下达命令时，当然，是按照军事科学的一切规则表述的，但同时往往从中可以感觉到人的因素。而且，他把人看成是另一种人，不只是机械的执行者。
在你有时让部属担负繁重的担子时，你不是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信任的语气，人道的态度对他讲，这是很重要的。“彼得罗夫同志，您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任务。但是我相信，彼得罗夫同志，您一定能完成它，我了解您，我和您一起战斗已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年。但是，除此以外，您还耍记住，困难时您随时可以指望我的支持。虽然我相信，即使没有这种支持，您也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您应于日终前前出至那里，夺取那个地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将在您的右翼行动，而左翼则是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他们都不会使您感到为难的人，这一点，您比我知道得还清楚。因此，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两翼，尽力快速前进。”
我不是要在这里准确地再现某次具体的谈话，而是要说明对待部属的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是雷巴尔科一类的军事首长所特有的。同时，我要重复一句，这种作风绝不排除最严格的要求。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正是这样的人。在我叙述过程中，还要对他的战斗业绩，不止一次地加以回顾。这里只是对其形象补充几笔。
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再次同他一道工作时，我还是坚信我对这个人的高度评价。当时，他指挥我们的坦克兵。
军队正在向平时状态过渡，在自己新的、十分重要的岗位上，雷巴尔科要解决许多问题，总结装甲兵在战斗年代积累的全部战斗经验，根据未来发展远景，拟订这支部队平时的发展规划，正确制定坦克制造方面的一整套技术政策。因此，那时我就认为雷巴尔科是一位天才的、有远见的、果断的军事首长。
担任苏军坦克兵司令员，是雷巴尔科的最后一任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去世了。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去世了，因此，这不仅对他的所有战友，而且对我们整个武装力量，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放弃合围敌西里西亚集团的决心，产生了自己的效果。在苏军正面猛攻下，由于担心深远的迂回，希特勒匪徒被迫匆忙地从我们为其留下的缺口中撤走了。
到1月29日，整个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敌人被肃清，整个工业区完好无损地被占领。当我们进入那里的时候。许多工厂都在全面开工，而且，后来一直都在继续开工和出产产品。
当德国法西斯军队企图摆脱我们，从工业区撤向我们为其留下的那条走廊的那段日子里，就遭到了重大损失。可是，他们的主要损失。当然是在撤出之后，在一片开阔地上，由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和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的密集突击造成的。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在开阔地对敌实施一系列突击之后，西里西亚集团剩下不到2。5—3万人，这批人包括各被击溃和打散的部队人员。这就是他们从我们原计划的大合围圈中撤出的全部人员。而建立这种大合围圈的企图，我们是在最后时刻放弃的。
此外，显然，我们放跑了几名本来可以俘获的希特勒的将军。然而，我并不对此十分惋惜。我们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与我们失去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讲的是方面军南翼的行动。然而，尽管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战役意义重大，但我们的作战行动并非仅限于此。方面军左翼与乌克兰第4方面军相邻，右翼则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相接。从左翼到右翼，宽约500公里，在这一整个广阔区域，都在进行战斗。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在方面军中央地段，利用雷巴尔科集团军转向造成的有利态势，夺取了登陆场，这些登陆场在后来实施新的战役（下西里西亚战役和上西里西亚战役）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扎多夫的右翼，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也渡过奥得河，并前出至施泰瑙地域。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和戈尔多大的近卫第3集团军在列柳申科的右边行动，可是进展缓慢。部队在同政坦克第24军和步兵第42军残部，以及野战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团进行激战。过去，所有这些部队都在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当面，可现在，在他们的打击下向南移动，并前出至利萨以东地域，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地带内。
由于情况极其复杂，我不得不到列柳申科那里去。他的指挥所已开设在奥得河对岸了。
我赶到那里。听取了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然后，我向他下达了在奥得河两岸进攻的同时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以帮助戈尔多夫的任务。这两个集团军应共同努力，合围并消灭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逼退的敌军集团，不让它渡过奥得河。
然而，我回忆这一点时实感痛心。必须承认，近卫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最终未能完成这一任务。法西斯匪徒随机应变，从我们预定突击的北面穿过去了。可是，我军还是在利萨地域合围并消灭了15，000名敌人。其余部分虽然也遭到重大损失，但仍渡到了奥得河西岸。如果说在方面军左翼，我们的一切都是按预计的那样进行的话，那么，右翼的行动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