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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一晚上的所有详情。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举行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聚餐，我还记得，大家都以特殊的感情唱了很多歌，但当晚我对大自然的感觉记得最清。当时，春意正浓，一切都散发出香气并且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重新看见了大自然似的。
胜利的喜悦当然是欢畅的，但是，起初我们甚至仍然没有充分感觉到这种喜悦。我老实地讲，这天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睡个好觉。我想，看来，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即使不是今天，那么，也是很快的事了。
在那天夜晚，我自己还是没能睡个够。那么多刻不容缓的事几乎马上涌了过来！其中第一件事是，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报告，在梅尔尼克地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寇在抵抗。我不得不立即下令派出坦克部队，前往消灭这一尚有一定力量的有组织的集团。
后来，别的事情也挤了进来，应该说，当时我简直没有领略到胜利日的整个欢乐。我想，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其他方面军司令员，直到在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和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才真正感到了胜利的节日。在那里我才感到，一种担子真正从我肩上卸了下来，我感到了轻松，并允许自己为胜利干杯。
5月9日，我一直忙到深夜，而10日早上，就动身去布拉格。我所经过的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好像有三支互不相混的人流在路上走着。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一支，是舍尔纳集团的战俘纵队。它的先头已经接近德累斯顿，而尾巴却还在布拉格附近。第二支，是被捷克人逐出捷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
第三支巨大人流是由从法西斯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一地区，这样的集中营有不少。这里分布着许多军工企业，德寇利用从欧洲各国逼迫来的劳动力在这些企业里干活。从集中营返回家园的人们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双重感情——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他们正在重返生活、重返家园。痛心的是，看到他们，简直使人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那样虚弱和令人可怕地消瘦不堪。
后来，我又多次到过布拉格，而且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自然，对它的初次印象简直是不可磨灭的。该市在继续欢庆自己的解放，而且，这种普遍欢庆胜利的场景，这些旗帜和鲜花，使它变得更美丽，充满了节日气氛。仅管在途中的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废墟和火灾遗址，这些遗迹是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法西斯分子的扫射和轰炸造成的。
5月10日这一天，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这时，我总的感觉是愉快的，因为布拉格受到的破坏比较小，我们完好地保住了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卫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М·В·克赖纽科夫一起，会见了我们的勇敢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列柳申科、戈尔多夫和这几个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向全体军事首长衷心祝贺胜利。他们也同样祝贺我们。
然而，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互相祝贺，必须考虑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居民的供应问题，还要考虑任命布拉格卫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也出现了人们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这些事还使我发笑。
我坐在戈尔多夫的司令部里，谈着刚刚结束的战役的结局时，当了一次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激烈争论的见证人。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谁先进入布拉格。按照从苏沃洛夫时代开始的我们俄国的军事传统，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哪位将军先进城，通常就任命他为城防司令。由于这一原因，使这场争论变得激烈起来。
两位英雄的坦克将军，无论如何也不相让第一的荣位，听到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认为，不应加深他们的“内讧”，于是，我当即任命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上将为卫戍司令。这样，一下于就使两位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希望失去了意义。接着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说是中间人物的人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卫第5集团军副司令员帕拉姆津将军。
就在这天晚上，在我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任命戈尔多夫为布拉格卫戍司令的时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对。斯大林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卫戍司令，而他比较喜欢“警备司令”这个词。我只好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按照条令，在相应区域内的所有部队，都隶属卫戍司令，而警备令司则听命于他，主要负责卫兵勤务，维持内部秩序。
听完我的解释，斯大林才批准戈尔多夫为卫戍司令，并指示我，对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科希策迁回布拉格，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执行了这一指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飞机从利希策飞回布拉格。我们派了接运他们的飞机。
那天，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到达布拉格时，在布拉格机场上，列队站着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仪仗队。装甲坦克兵上将雷巴尔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将和其他官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将军和军官，代表了我们军事当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里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兹德尼克·费林格，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政府其他成员。在友好气氛中，讨论了布拉格和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尽力的援助。
我特别亲切地回忆起当时我同我的战友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的会见，他曾领导过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1944年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的时候。当时，我们实施该战役的目的在于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装起义。战役初期，斯沃博达是一名旅长，后来开始指挥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取代了因不称职而停止了指挥的克拉托赫维尔将军。
在残酷的流血战役中，卢德维克·斯沃博达表现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组织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战场上，他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时他简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达同志，让他不要经常出现在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中，并请他即使在紧急时刻也还是不要成为一名冲锋枪手，因为作为一名军长，他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
战争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驻在伦敦的时候，正规地讲，斯沃博达对于我们，只是一位外国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我正式称呼他为“将军先生”，但在内心里，我无论怎样也不习惯这样对待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时，在战斗情况下，我总是称他为同志。实际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所有其他军官一样称呼的。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当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满意时，为了强调我的不满，才改称“将军先生”。可是，当他的事情进展顺利时（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就称他“将军同志”或“斯沃博达同志”。
在许多战斗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达将军这个战斗的组织者。斯沃博达走过了从独立营长（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到军长的道路，他符合对战场上带领大兵团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坚定，能坚持执行自己的命令，但这并不妨碍他谦虚地对待部属。
在同苏军首长的关系上，斯沃博达总是坦率、友好、真诚的，我们也是同样对待他。
经过战争的考验表明，表现在共同的战斗事业中的那种友谊比任何口头上的东西更可靠。这种友谊是在完成重要的、需冒生命危险的复杂任务中形成的。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步兵军的军人们及其军长斯沃博达将军的战斗友谊，正是这样诞生和形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特别是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战斗中，这种友谊真正是以鲜血凝成的。由于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和英雄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军人O·雅罗什，A·索霍尔，C·瓦伊达，P·捷萨尔日克，游击队长Я·涅列普卡，和后来当上将军的众所周知的卢德维克·斯沃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