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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集团军马兰金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可是，好像故意与人为难似的，同解放布拉格的各集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都突然中断了。在许多小时里，无论通信兵怎样设法修理、都既不能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也不能同雷巴尔科集团军，以及戈尔多夫集团军沟通联络，而在此之前，却一直同列柳申科集团军保持着顺畅的联络。同第13集团军，即同马兰金的通信没有中断，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自己的先遣部队联系上。
虽然我也相信，以后事态的发展是会顺利，而且也得到了布拉格已经解放的初步报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是使我不安。因为要向大本营报告，仅有一些初步的报告是不够的。
有线通信中断后，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无线电用明语报文询问几个司令部，可是，我不想这样做。而且，遥远的距离加上山地，也难以保证成功。
当时，我从方面军司令部航空通信大队派出了一架飞机。我扳着指头计算着。无论怎样，两小时后，它是应该返回的。可是，过了三小时，飞机还是没回来。我不得不往第13集团军打电话训诫马兰金。他回答说，他已向布拉格派出了一辆汽车，上面坐着几名军官，可是，还没得到他们的报告。我命令他按这个办法，再派几名通信军官坐飞机去布拉格。
时间不断流逝，而派出的飞机又没回来，照样没有新消息。我又派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的一名军官，乘坐通信飞机，同时命令克拉索夫斯基，起飞一个战斗机群，并让飞行员们从低空查明布拉格的情况。当他们回来后我们才得知，市内已看不到任何战斗，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群。
布拉格已获解放，已经清楚了。但是，始终都没有从任何一位集团军司令员那里，得到一份明确的报告。
后来才搞清，这种情况是由于布拉格市民的狂欢引起的。一支又一支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当苏联军官出现时，他们立即被友好地包围，人们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把他们抬起来往上抛。我派出的所有通信军官，都这样一个一个地被亲吻、款待、鲜花所包围……
后来，几位高级首长——如列柳申科，雷巴尔科，以及后来乘车去的戈尔多夫，也一个一个地陷入了这种友好的拥抱之中。他们谁也没能从布拉格脱身，迂回到自己的指挥所，返回到自己的通信枢纽部去详细报告情况。
情况不时通过电报到我这里，但是，我可以说，它们全都特别短：“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布拉格夺取了”……而我不但要向最高统帅报告布拉格夺取了，而且要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夺取的，在何地碰到了何种抵抗。有没有有组织的敌人，假如有，那么，他们在往什么方向撤退。
总之，布拉格解放的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极不平静的。通信军官找不到了，旅长、军长找不到了——所有去的人都找不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高兴到了发狂的程度！
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特别是在庆祝庄严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问我，最后一天的战斗情况怎样？关于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我有什么感受？你们可以看得出来，问题绝非这样简单！
由于布拉格发生了导致通信中断的对我军的隆重欢迎，我实际上砒搁了最高统帅发布布拉格解放的命令几小时。我催促自己的部属，要他们提出详细报告，而这时，莫斯科又接连不断来电话：“您听着，要知道，今天应呜放庆祝完全胜利的最后一次礼炮：您的报告究竟在哪里？您在哪里？您那里出了什么事？全面投降书早已签字，而您那里还是什么也没有。”
总参谋长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要求提出最后报告，而我自己也没得到这样的报告，于是一拖再拖报告的时间。直到终于收到令我满意的报告，并加以核实后，我才写出了自己的报告。报告说，上午9时，布拉格完全解放，敌人已肃清。我重复一下，虽然我们的第一批坦克是夜间3时进到那里的……
在结束叙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役时，我想谈谈一名军事记者。他是第一个乘通信飞机到布拉格，并第一个写出有关布拉格解放的消息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一起，渡过了他整个的战斗历程。他就是的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沃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战争初期，在加里宁方面军。后来，从1943年起，他作为《真理报》的一名优秀记者，先后在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进行采访。
我个人认为，他最熟练、最客观地说明了战斗事件的经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一方面，他描写了战斗生活中那些通常鲜明的，原则上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在他的通讯报导中，可以找出数十个真实可信的战争中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他始终了解发生在前线的所有事情的规模，常常拥有一切为他所用的情报，在事件的高潮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段上，并在战争过程中，向《真理报》提供了不少有关前线最大战役的有益的、总结性材料。
他的军事通讯报导是很有学识的，都是用平静的、并非大吹大擂出语气写成的。它们在我们繁重的工作中，帮了我们的忙。
很遗憾，有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却不能这样表现战争中的人。读到他们的通讯报导，有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好象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大机器的轮子，而在那儿某个地方，在这个轮子的旁边，人还没有蚂蚁大。轮子，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件，特别对于战争这部机器来说，更是这样。可是，不管怎样，战争中主要的还是人，是人想出了这个轮子，并使它转动。
此，依我看，一个作家不去努力表现人的心灵美，其中包括战场上的人的心灵美，就不能给苏联报刊和它的读者，其中包括军人读者带来很大好处。
而我喜欢波列沃伊的通讯报导恰恰在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对人的尊敬贯注到作品里了。后来，就因为这点，我喜欢上了他的《真正的人》这本小说。该书好像是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所做的一切的继续。
战争的后三年，我同波列沃伊并不经常见面，而且，通常见面的时间也很短，因为自己总是忙。
在宽大正面上、司令员工作中的间歇是很少的，因为通常时而在右翼，时而在左翼，时而在中央——也就是要在某个地方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不知是进行局部作战，还是调整部署，还是改善态势。在大的战役进入高潮时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波列沃伊是个很了解前线情况的人，我要补充说一句，他是个对情况很敏感的人，他总是找到能在我这里拿到登报消息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乐意同他交谈，因为，我知道，他同我见面是为了事业，他可以在报纸上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不加任何臆断地介绍前线发生的事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待在部队，总是毫不犹豫地乘车或坐飞机到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段去，及时获取前线发生的全部情况。依我看，他可以说是战时我所碰到的苏联报刊许多真正代表中最讲时效的一个人。这个词符合我们的军事术语，于是，我用它来作为对波列沃伊完全应得的称赞。就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他仍表现了这样的时效性——他是所有记者中第一个出现在解放后的布拉格的人。
由于结束了战争的最后一个大事件，解放了布拉格，并完全合围了舍尔纳集团，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的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具有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任务。
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进程和结局，是苏联军事学术完全成熟的又一证明，是我们指挥干部高度的组织能力和苏军部队高超的战斗技能的又一证明。
为庆祝解放布拉格而鸣放的礼炮是战争的最后一次之前的一次礼炮。在此之后几小时，在莫斯科以一千门大炮鸣放了最后一次礼炮一胜利的礼炮。
我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最后的礼炮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许多战友——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和卡利琴科，方面军各兵种司令和勤务主任、政治部、作战部军官。从各个方向响起的自行礼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增加了隆重的气氛。先遣部队向前开去很远了，他们当然也会在那里用各种武器齐放礼炮，但是，我们听不到。然而，此时第二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