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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见的参加者，方面军的同事们，都打内心赞许这种奖赏，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盟国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斗业绩的高度评价。
授勋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布雷德莱一起，从那间房子里走到室外，在那里，应该说，聚集着很多听众，等待美国客人的到来。我以乌克兰第1方面军军人的名义，授予布雷德莱将军一面红旗，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了解到，布雷德莱打算赠我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作纪念，该车是从他的大本营直接用飞机运来的。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私人礼物：一匹战马。这匹马从1943年夏季我开始指挥草原方面军时起，就一直随我驰骋疆场。这是一匹漂亮的、驯教得很好的顿河牡马。我将它及全套装具赠给了布雷德莱将军。
我似乎感到，布雷德莱将军很喜爱这件礼物。
接受马匹后，他同样也给我赠送了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上面题有：“赠给乌克兰第1集团军群司令，美军第12集团军群士兵赠”。和“维利斯”牌小汽车一同赠给我的，还有一面美国旗帜和一枝美军冲锋枪。
几天后，我到布雷德莱的大本营进行了回访……
我们乘坐自己的汽车到了托尔高。一位校级军官和翻译在那里迎接我们，然后陪同我们到莱比锡。邀我到他大本营作客的布雷德莱迎候我，由于他的大本营还在很远的威斯巴登，于是，我们又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那里。
我们坐上了他的C—47型飞机。一路上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护送。他们在空中不断作各种机动飞行，变换队形，表现了编队飞行的高水平。当我们的飞机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地方着陆后，战斗机以各种不同高度，直至最低高度飞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隐瞒，当时我觉得，这批战斗机在护送我们时，不仅给了我们荣誉，而且尽力显示了他们的飞机驾驶技巧。
离开卡塞尔机场，又有一支护送队护送我们，可这时已经是陆军的护送队：最前面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之后是一辆信号车，接着是我，布雷德莱和一名翻译乘坐的小车，后面又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三辆坦克排成的纵队断后。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有间隔地排列着军队——各军种的代表，似乎只有水兵除外。
在我们所到达的大楼里，聚集着许多参谋军官和更多的记者。
在十分讲究的大厅里，布雷德莱请我们出席鸡尾酒会，正如他对我们说的，这个鸡尾酒是按他的做法准备的。他们用长柄勺从一口很大的铜锅里，将鸡尾酒分斟给军人们。他们说，这是传统。那么好吧，传统就传统吧。
鸡尾酒会后，布雷德莱领我到该市另一头他的司令部驻地。在这里的大楼前，排列着由各军种代表组成的仪仗队。我们一起检阅队伍，我向他们问好，并请布雷德莱将军给部队下达“立正”口令，当他下达口令后，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向布雷德莱将军授予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布雷德莱是位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但我看得出来，此刻他的脸上也流露出激动的表情，我们亲切拥抱，我向他表示祝贺。
然后，我们又来到宴会大厅。宴会照例又是以祝酒开始。主人首先敬酒，我也为我们的会见、为布雷德莱、为在座的他的战友和朋友，敬了第二杯酒。
午宴中，几乎没谈军事问题。有关苏沃洛夫的交谈是唯一的军事题目。布雷德莱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后，便对这位历史人物感起兴趣来。原来，在此之前，他对苏沃洛夫一无所知。我只好就在这里、在桌旁，向他讲述这位俄罗斯统帅所进行的主要几次远征，其中包括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在结束关于苏沃洛夫的介绍时，我告诉布雷德莱，苏沃洛夫是俄国军队史上最富有统帅天才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首先是统帅的勋章，是为我军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规定的最高奖赏，斯大林元帅委托我（确实如此）亲自将这枚勋章授予他。
午宴结束时，两名身穿美军士兵制服的小提琴手，一老一少，以二重奏演奏了几支极好的短曲。我马上可以说，我一点也不为那天在布雷德莱大本营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的极高水平所惊奇：因为这两位所谓的士兵是有名的提琴手亚沙·海菲茨和他的儿子装扮的。
节目休息时，布雷德莱好几次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看我。看来，显然我的如下推测是对的：他并不太相信我第一次同他会见时说的话，即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乌克兰第土方面军的士兵组成的。他认为给他准备的歌舞晚会是一个小小的花招，因此也照样搞了一个善意的小骗局，将亚沙·海菲茨父子装扮成美军军人。
美方出席午宴的将军有：集团军司令、军长和师长。主人不时为巴顿将军不在场而遗憾，他评论巴顿指挥的集团军是美军优秀的集团军，巴顿本人是最杰出的一位美国将军，是位能大胆机动和果断使用坦克部队的人。
有一两次，由于布雷德莱首先提及，使谈话涉及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莱尊敬地谈到他，但更多地是把他当外交家，而不是当统帅评论的。从布雷德莱的言谈中，也可以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协调盟军指挥部和盟国政府之间的行动上，因此，实际指挥欧洲美军的几乎全部重担都落到了布雷德莱的肩上。布雷德莱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赞同艾森豪威尔。
我们是通过翻译交谈的，因此，有可能他谈话的某些细微差别没沪我准确理解，但从谈话中给我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布雷德莱本人，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军人，在这几次的会见中，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当时，1945年5月，他将近60岁，已经不年轻了，但还结实，是个安静和能自制的人他有兴趣并能基本正确地分析事件进程，深知强大的炮火、坦克和空军在战争中的意义，善于搞清现代战争的特点，正确想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和次要作用的东西。他对我们的坦克、坦克的装备，装甲及发动机等十分通晓。
总之，我感觉到和看到的、与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如何使用各兵种很有研究，我认为，这是指挥员高超技能的首要特征。
我对他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人，是一位能真正代表在欧洲作战的美军的军事首长。
我对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同我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热情赞颂苏联人民和军队，我似乎觉得，他是以满意的心情真心实意地高度评价我们最近的几次战役的，同时，他也了解在同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苏军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在其中一次交谈中，他曾这样直率地对我讲，我军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担，也就是说，他说的这点正是后来西方其他许多将军竭力沉默、甚至是加以否认的东西。在评价敌人时，我和他观点一致。他认为，德军是支强大的、受过训练的军队，作战顽强、勇敢，而且善于战斗。
我们的会见是在毫无拘束的友好气氛中进行和结束的。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好的关系。我离布雷德莱时心情很好，只是在路上，有件小事使我稍感不快。
当我们在餐桌旁就坐时，我发现我面前有只麦克风。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将宴会上的祝酒词对外转播，因而请求从我面前拿走麦克风。布雷德莱当场命令这样做了。可是，当我在返回自己指挥所的途中打开收音机时，却听到正在广播我的讲话。我在布雷德莱午宴上的祝酒词，还是被录了音，并且现在开始对外广播了。的确，我并不怎么太理会这样做。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说，既然我们事先商定好了，那么，即使在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上违背诺言，也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快之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猜想，这样做布雷德莱事前并不知道，而且，是记者当时欺骗了他本人。
显然，当耐同布雷德莱的两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然而，我却一分钟也没停止对未来布拉格战役的思考。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我们加快准备速度。
……5月的头几天，捷克爆发了起义。起义的火焰在布拉格炽烈地燃烧起来．法西斯在当地的代理人弗兰克，为了争取时间，开始同起义者谈判。而就在此时，舍尔纳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了一项命令：“用一切手段将布拉格起义镇压下去。”德军从三个方向向布拉格推进。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