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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绕过布有地雷的路段，沿着坦克的车辙前进。这天，我们所到之处，总是看见迎着我们走着获得解放的人们。路上走着一个完整的国际团体——我们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挪威的战俘，走着被赶出家园而现在被我们解放出来的姑娘、妇女和少年。他们手里握着急忙做好的国旗，拖着自己的家当。一些简单家什或用手提，或用小车子、自行车和童车拖着，也有用马驮着的。
他们高兴地欢迎苏联士兵和迎面开来的汽车，每个人都用各自的语言在叫喊着什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停留下来；他们不是忙着直接回家，至少也是尽快离开战斗地带，而我们却忙着奔向柏林。
他们瘦骨嶙峋，疲惫不堪，衣衫褴楼，衣不遮体。4月底这里相当暖和，但早晨仍然凉气袭人。因此单衣薄褂，有时完全是破衣烂衫只能稍微御寒。通向柏林的所有道路上简直都挤满了人。他们从临时的住地起床，天一亮就启程了。无论你出发时间多么早，他们都已经迎着你在路上行进了。
虽然所有这些人都不了解地形，当然也没有地图，可是他们选择的所有道路却都是正确的，找到的方向也都是最安全的。他们绕过了地雷，避开了与残存德军的遭遇。我还发现，他们多半是沿着坦克的的车迹行进的，因为这里一定没有地雷。
人们沿着无数的小路和大道走着，每一群人都按自己不知道怎么选定的路线前进。但是这时我方面军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尼西莫夫中将为首的后勤部已经开始注意，使这些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不致于由于偶然的不幸而太靠近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地域，使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们不致于遭到新的危险。后勤部和道路警备勤务在主要行进道路上——卢肯、科特布斯及许多其他城市利用方面军的物资也组织了饮食站。
至于德军的俘虏，他们沿着其他专门划出的路线一批接一批地行进着。被抓获和投降的德国人的队伍只要在集合点集合完毕，就继续上路。
在这里的一些树林里还有一些没有投降和没有解除武装的小股德军在游窜。在费特绍和吕本之间小股德军特别多，因为这里的树林比较稠密。
这些天我一直很走运。有人从树林里几次向我们的汽车射击，可老天爷保佑，没有直接碰上任何小股敌人，尽管其他人偶然碰上了。
我们一行通常乘三辆“维利斯”牌汽车。第一辆——司机、我、副官和一名冲锋枪手；我后面一辆——作战部的一名参谋和两名冲锋枪手；最后，第三辆——以准尉为首的四名警卫人员。
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有一个专门的警卫排，该排和我一起经历了整个战争。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先科准尉任排长。他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整个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索洛马钦中校（后晋升上校）在这个排中一直任我的副官。他非常诚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军官。我在很多方向都有赖于这个人，他在变化无常的整个战争中总是对我关心备至。
当时，我们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因过失直接把车驶入敌人那边，结果一下子被打死在车里面。在这之后，大本营下达了一项命令，集团军司令员以及更高一级的首长必须乘坐装甲输送车进入战斗行动地幅。至于我，只要这是需要的，只要有与敌人遭遇的直接风险，我就乘坐这种装甲输送车。但是经常使用装甲输送车并不适宜。它们进度太慢，而三辆“维利斯”牌汽车要精干得多，灵活得多。
我一向认为，在向前方移动时，主要安全保证并不是警卫人员的数量，而是自己正确的现地判断的方向。就象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我非常熟悉地图，可以现地判断方向，亲自观察道路情况，所以我总是乘坐第一辆汽车，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任何误会。但是，在去前线的途中，我也从来没有在汽车里睡过觉。
这天，我拼命地往雷巴尔科那里赶路，以便在强渡运河前赶到。这些天来，只有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场面：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人山人海；而所有其他的情况早巳习以为常了：废墟，被破坏的道路，被炸毁的桥梁。而周围一片片翠绿的阔叶树林，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
并且树林经过疏伐，被拾掇得千干净净。在这一点上，应当给予德国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事我附带说一下，施普雷河以西数公里是一绵密的森林地带。因为树林稀疏，树林里开辟了林间小路。而在林间小路的某些地方甚至敷设了硬路面的道路，这为我坦克部队进行巧妙的机动提供了保障。
在此之前，我看着地图，不止一次地感到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森林地带。除个别情况外，林间小路是不标在地图上的。我边看边想：在这里怕是会减慢进攻速度的。而实践表明，各坦克集团军在完成通过这些森林的机动行军时，有时每昼夜行进50—60公里。在整个战役中，各坦克集团军的每昼夜平均推进速度一般是20—25公里，而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兵团的平均速度为17公里。这次的速度当然是很高的了。
某些道路上局部布设了地雷。然而，空闲的道路也够多的了。这里的道路都不错。布雷斯劳—柏林的汽车路干线尤其能派上用场：它似乎成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带内的主要运动轴线。
说实在的，最初在这个汽车干线上，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对我们干扰得相当厉害。为了节约时间，我常常乘坐“帕卡尔德”牌汽车通过应当沿汽车干线行驶的一段路程。在柏林战役准备耐节，我几次不得不爬出“帕卡尔德”牌汽车，躲进水沟里。但是，在进攻时，由于组织了高射炮掩护，德军空军大大减少了在道路上空的飞行。
我在炮火准备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泰尔托。还在进城时我就看到了我们的部队、坦克、摩托化步兵和结束了炮击的炮兵都已占领了出发地位。
当我乘车来到雷巴尔科那里时，他正在观察自己部队的行动，指挥强渡。这是第一次猛冲的时刻。先遣支队不等炮火准备结束就开始通过运河。
大地在颤抖，四周硝烟弥漫。各大口径炮兵旅开始向运河那边的房屋轰击，一下子就把房屋都打碎了。石块、水泥块、木片、尘土四处飞扬。在狭窄的正面上每公里设有600多门火炮；所有这些火炮都向泰尔托运河北岸轰击。
轰炸航空兵也在实施自己的突击——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地轮番轰炸。
我没有看中雷巴尔科在泰尔托运河南岸的第一观察所，于是我们转移到最高楼房的平顶上。在我们到达之前，近卫轰炸航空兵第6军军长Д·Т·尼基申已经在那里了。
我、雷巴尔科、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连佐夫、两个航空兵军的军长、炮兵军军长科茹霍夫，大家都位于八层楼房的楼顶上，这似乎是一幢办公大楼。楼里已经没有居民了，因为这幢楼处于炮兵和步机枪火力之下。
起初，当我们登上楼顶的时候，敌冲锋枪手从运河那一边向我们打来几个点射，可都没有打中。
一些巨大的取暖管通向平顶，它们可以很好地防护冲锋枪的射击。德国法西斯士兵尽管射击毫无结果，但不时继续进行点射射击。最后这都使我厌烦了。看到敌人的射击位置，我命令炮兵向他们射击，他们很快就被压制住了。可是，后来偶尔又从某个地方响起零星枪声。
希特勒分子向这幢与泰尔托所有房屋不同的最高建筑物射击，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方位物太明显了。必须注意到，我们处在这里，引人注意，可有啥办法呢——附近没有其他这样好的地方了。
从八层楼上可以乌瞰柏林的全景，尤其是柏林南部和西南部。左翼看得相当远，甚至几乎可以观察到远处的波茨坦。右翼也在视野之内，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那里的柏林郊区会师。
我记得，这个分散很广的城市好象非常之大。我给自己标出了我们当面这一地域很多的巨大老式建筑物和建筑物的密度，还标出了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夺柏林的战斗复杂化的东西。我还标出了俯瞰得很清楚的，从不同方向贯穿柏林的运河、河流和小溪。这样多的水障碍又增添了许多困难。
我们的面前是一个被合围的并做好了防御准备的前线城市。假若德国当政的是有理智的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它的军队立即投降是合乎逻辑的。只有投降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