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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观过100部队的李野光(他当时是伪满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员)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简直令人无法看下去……”
大广村农民也耳闻目睹了一些第100部队残杀活人的暴行。
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万仁被第100部队拉去做苦力,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当这个姓杨的从隔离室推出来时,浑身已缠上白布,以后,再也没放出来。大广乡农民王会回忆;“1945年,眼看苏联红军快到了,日本鬼子连忙给每个劳工注射一针。当时有300多人,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染上严重的‘虎列拉’,这批劳工是双阳县的。”大广村农民也成为第100部队实验的对象,有时,第100部队藉注射为名,说是给农民打针防病,实际上却是抽一大管血。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了进去强行给注射了一针药物。阎洪喜回家后不久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了家人,一个三代五口之家,最后只剩下祖孙两人。
第100部队不仅在本部利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在支队也是如此。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就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水野、木二人执行。在一次化学毒物实验中,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到底用了多少活人进行细菌实验,通过细菌实验残杀了多少人?现在还无法统计。不过,从农民挖出的死难者尸骨和火化炉旁积存的人骨灰看,被第100部队杀害的人是大量的!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罪行(3)
第100部队不仅在实验室条件下和野外实验场条件下进行各种细菌攻击武器的实验,而且还组织别动队(关于“别动队”,在第100部队中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演习队”、“远征队”、“特殊考察队”、“侦察队”等等);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各种活动,尤其是日本即将战败之时,其活动更为猖獗。
前第100部队别动队队长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称:“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告诉我说,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散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
为此,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1942年夏季,第100部队奉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命令,组织了由村本少佐率领的别动队。于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了细菌传染实验。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实验,而且对河流、水井也进行实战投放细菌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次郎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官平樱全作担任。委任令则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并要求队员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1944年6月,高桥隆笃再度命令,第100部队组织别动队到兴安北省地区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毗邻苏联及蒙古的各地区居民的牲畜数量”,确定“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场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况等”。其活动目的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藉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1945年3月间,第100部队又到南岗河一带进行了又一次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先由雄坂中佐领导,后由山口少佐代替。参加这次远征的有20余名科学工作员。
第100部队在上述整个活动过程中,曾先后4次向其部队长若松次郎少将和关东军兽医处长做过汇报。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对第100部队的“远征”活动,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示,并将综合情况3次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山田乙三听取了汇报后,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第100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毒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捕获,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台。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罪恶(1)
一日军化学战概要
生物化学武器是战争中对人类和自然伤害极大的破坏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以这种武器进行战争提出了限制,如两次《海牙公约》、《布鲁塞尔条约》、《华盛顿协议》、《日内瓦议定书》等。日本是这些条约的签字国,并批准了前4个条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国际规则视而不见。大量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从欧洲了解到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着手进行化学战的准备。1918年,日本军部在陆军省内设立了临时毒气委员会,聘请22名科学家研究毒气的生产、使用及化学战训练等有关问题。1919年4月,军部派遣以久村种树久村种树:日本化学战早期倡导者之一,曾任科学研究所调查班长,运用班长,1928年8月任第3部部长,1932年任所长,1936年8月升任陆军技术本部长、陆军中将。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调查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同年8月,军部又设立了专门进行兵器研制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其中第2课负责有关火药化学武器的研制。1921年10月久村回国后给军部中央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科学性的奇袭……制造毒气是当务之急”。《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46页。军部对久村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在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课设立了研究化学兵器的专门机构,每年拨给大量经费。由此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展起来。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页。
日本陆军进行化学战的基本情况是:
化学战的研究。主要由陆军科学研究所承担,在化学兵器班的基础上,1925年4月。该班扩大为科学研究所第3部,由岸本绫夫任部长,研究人员有高等官员20名,总员100人。当年研究经费为15万日元。1941年6月,该部主体改编为陆军技术本部第三技术研究所,仍然从事化学武器的研究,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化学武器的制造和装填。1927年日本军部决定在位于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户岛建立生产毒剂的工厂,从8月开始征用土地,至1929年5月完工。日军在化学战中使用的毒剂大部分都是由设在该岛上的“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生产的。因此大久野岛有“毒气岛”之称。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进展,1941年时忠海制造所的化学武器生产达到高峰。仅毒气生产一项,各种毒剂合计1579吨。步平主编《化学战》,第52页。继忠海兵器制造所之后,日本陆军又在北九州小仓市建立了曾根兵工厂,主要担负毒剂装填工作。此外,东京的第2兵工厂、广岛兵工厂也制造和装填毒气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陆续在中国沈阳、南京、济南、广州、汉口等地设立了毒气弹制造和装填工厂。有的甚至还制造毒剂。
化学战的训练。日军在建立化学研究机构的同时,就开始对部队进行化学战教育。这项工作最初由陆军科学研究所兼任,据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崎申之回忆,关东军对化学战训练十分积极。“1931年进行化学战教育时,教育总监部考虑到当时满洲正值事变前的紧张之际就没有要求处于国防第一线的关东军派专修员,但是关东军教育部主任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作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