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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只增长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的17％。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97；435页。而且在1927年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又陷入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之中。这样就使本来相对脆弱的日本资本主义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危机首先袭击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价格锐跌。在商品市场上，1931年与1929年的物价相比，两年间下跌了30％；在股票市场上，由于受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投资失去信心，致使股价暴跌，甚至一些主力股跌到了最低点。从证券市场一般指数看，以1914年第1季度为100，到发生危机的1930年第3季度，已经降到了69。在整个危机期间，股票价格持续低迷。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危机发生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从进出口贸易额看，1930年与上一年度相比，出口减少315％，进口减少302％，入超达7600万日元。进入1931年；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与1929年相比，出口减少46％，进口减少40％。入超达8800万日元。主要输出品生丝价格暴跌，从1929年平均每捆平均1350日元，跌到1930年9月每捆约500日元，而且丝价低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仍未恢复。
出口锐减，贸易不振，加剧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1年与此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29％。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为50％，许多中小企业因竞争力较弱陷入困境，纷纷倒闭。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据日本官方统计，1930年末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1929年增加148％，1931年末为47万人，比1929年增加493％。而据一些学者推测，1931年失业人数达170万人，平均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失业者金原左门等：《昭和史》有斐阁；1987；第20～21页。。
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尤其严重。作为农业生产两大支柱的蚕茧和大米的价格，1931年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虽然1930年稻米获得大丰收，但因米价暴跌，农民无法收回生产投资，从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农民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在危机的3年中，农家负债总额由40亿日元升到60亿日元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第264页。。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
在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工人和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而展开斗争。1929年和1930年，东京电车和汽车工人两次举行罢工，震动了整个日本。1930年被称为纺织业之王的钟渊纺织公司数万女工举行大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劳资纠纷频繁发生，从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农民要求减免地租，确立耕作权的斗争也不断高涨，租佃纠纷从1929年的2434件增加到1931年的3419件。此外，市民斗争和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连小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不满的呼声。日本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
在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使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高涨。在朝鲜，1929年11月发生了朝鲜学生反日罢课和游行示威，1930年扩大到全朝鲜的学校数万人的反日斗争。同年在汉城、平壤、釜山等地还爆发了工人罢工，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中国台湾，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起义（史称“雾社起义”），日本统治者出动大批军警，动用飞机、毒气等残酷镇压了起义，杀害起义者千余人。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中国人民反日斗争蓬勃高涨。突出表现在以铁路为中心的回收利权运动。1928年秋，东北人民组织起“路权保持会”（或称路权自主会），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铁路权益。后来又成立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团体，反对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顺应民心，借助民力，对日本进行了坚决抵抗，使日本攫取“满蒙新五路”的企图破灭。并制订了“东北铁路网三大干线计划”，使之与满铁相抗衡。张学良还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往来。这些举措对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这种所谓“殖民地危机”使得日本军部法西斯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2）
二日本法西斯的狂热
3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狂起来，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僚到政党，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
首先，军部法西斯发展迅速，从“二叶会”到“樱会”，已经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军队基层的军事法西斯势力。他们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口号，推动日本朝着法西斯化方向进展。一方面对外突出强调“满蒙危机”，加快侵略东北的战争准备。一方面对内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海军强硬派主张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比例，否则“国防就发生危险”。而浜口内阁压制海军强硬派意见，接受了美国的妥协案。于是军部认为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引起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议。虽然最后日本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但导致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加快，军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来，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在陆相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授意下，1931年2月，“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民间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策划于3月在东京制造动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迫使内阁辞职，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军部法西斯幕僚派认为，应先从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再推动国内“改造”更为合适，并已经与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等人达成谅解，于是劝告杉山元等人暂时放弃政变计划。这时宇垣也倾向于首先解决“满蒙问题”，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变虽未成行，但军部法西斯统一了意见，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决“满蒙问题”上，从而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认为，要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必须改变目前“反军空气和裁军论”的高涨情况；寻求促使国民对军部“内外理解”的方案。为此，1930年6月军部制订了《关于昭和五年度普及国防思想计划》，开始了所谓“国防思想普及运动”。《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2页。到1931年春，在“满蒙危机”的喧嚣声中，军部又强调：“陆军应当抓住内外形势进展的时机”，“扩大国防思想的普及，使国民充分理解陆军的立场”。《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5页。于是，在军部策划和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普及国防思想委员会”，制订了三期计划，以在乡军人会为主体，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大肆煽动“满蒙危机”，激发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民动员方面为发动侵略做准备参见张劲松《“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勾结更为密切。民间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原动力，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随着军部法西斯成为“国家改造”的主体，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的勾结日益密切起来。在前述的“干犯统帅权”争议下，1930年11月发生了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属于玄洋社系统）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则是“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勾结的结果。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和政党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外交强硬论”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议会讲演中，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